三江源 扛起“源頭責任”(生態治理的中國奇跡（13））

155頭牦牛，全賣了。

把舊物什塞滿雙排貨車，又拉著阿爸阿媽，還有三個妹妹上了車，忍不住回望，沱沱河慢慢模糊在風雪中……24歲那場遠徙，才是鬧布桑周的成人禮。告別唐古拉、翻越昆侖山，年輕的牧民小伙放下牧鞭，忐忑間扛起全家的未來。格爾木城市南郊的移民新居，刻著故鄉的根：長江源村。

那是2004年冬，青海省唐古拉山鎮6個村的首批128戶牧民自愿搬遷。故土難離，“心里可不好過了”，下山時，草場封牧的鬧布桑周家，還頂著一個并不好聽的“生態難民”帽。

而草原的“預警”來得更早。

“讀小學時，夏天常和尕娃們下河撲騰，沿岸的河床都是枯的，水淺，長輩們也不用管。”成年后，桑周隨著阿爸去放牧，看到遍地鼠洞，還有星星點點的草原“斑禿”。“光牦牛，唐古拉山鎮最多時就畜養過7萬多頭。草不夠吃了，有的畜牧大戶，不得不跑到兩百多公里外的昆侖山野牛溝游牧。”

同樣焦急不已的，還有仁青多杰。

2004年，作為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機關里的年輕人，他三天兩頭下鄉，眼瞅著由于長期過度放牧等因素，“全縣七成的草地都退化了，而且還在走向沙化。不夸張地說，每平方米草地都尋不到幾根草”。

素有“黃河之源千湖縣”美譽的瑪多，全縣湖泊數量一度從4077個銳減到1800個。當“長江源頭支流楚瑪爾河斷流”“黃河鄂陵湖出水口斷流8公里”“瀾滄江源第一縣垃圾圍城”之類的新聞不斷見諸報端——舉國上下疾呼：救救三江源!

一場保護“中華水塔”的絕地反擊，在廣袤的青海高原上，很快拉開大幕：2005年，國家正式啟動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一期工程，開展人工干預、應急保護。

這是世界罕見的治理規模：在三江源地區的4個州17個縣市，全面實施了水土保持、沙化治理、退牧還草、移民搬遷、濕地保護、人工增雨、工程滅鼠等22項工程1041個治理項目。

“瑪多縣對其中2511萬畝退化草場全部封牧。”仁青多杰見證了黃河之源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按照牧民自愿原則，先后有585戶2334人搬遷出生態保護核心區。”

住進移民新居明亮的磚瓦房，父母看病方便、三個妹妹就近上學，再不用受風吹雨淋的游牧之苦，還享受著按時發放的草原生態獎補，可鬧布桑周沒有躲在“舒適區”，一番摸爬滾打，牧民變成市民，“坐騎”也從摩托車換成了越野車。

陣痛總是暫時的。在長江源頭流域面積最大的原始林區瑪可河林場，從普通伐木工到林區管理者，粗粗壯壯的赫萬成帶著老伙計們“二次創業”，他這樣總結自己在瑪可河工作的三十載：“從森林砍伐者到生態保護者。給后代留下一片綠水青山。”

歷經艱苦卓絕的努力，三江源迎來重生：一期工程實施十年后的2015年，三江源各類草地產草量提高了30%，百萬畝黑土灘治理區植被覆蓋度增加到80%以上;三江源水資源量增加近80億立方米，相當于560個西湖;近十萬牧民放下牧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2.4%。

也是在2015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作為首個試點，三江源正式開啟了國家公園改革新時代。

仁青多杰有了新職務：三江源國家公園黃河源園區管委會資源環境執法局執法大隊隊長。國土執法、環境執法、草原監理、漁政執法等原先“政出多門”的監管工作，他如今“一肩挑”。

國家公園怎么建，青海敢于“吃螃蟹”：成立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其下組建長江源、黃河源、瀾滄江源三個園區管委會，對所涉4縣進行大部門制改革，將縣級主管部門和執法機構分別整合，理順了自然資源所有權和行政管理權的關系，解決了執法監管“碎片化”的頑疾。

“總結起來，就是變‘九龍治水’為‘一龍管水’。”赫萬成一語中的，如今擔任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的他，正根據自然資源部的督查和國家林草局的評估意見，忙著推進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年內正式設園。

改革在以點帶面、走向深入。以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建設經驗為基礎，青海省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示范省建設的藍圖，正在全省范圍徐徐鋪開。

人努力，天幫忙。2019年，瑪多縣全縣湖泊數已恢復到5050個。“千湖美景重現，而且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仁青多杰嘴角一揚。

已成為生態管護員的鬧布桑周，每個月都堅持重回草原，監測草地載畜量、統計野生動植物種群狀況……目前，三江源國家公園有17211名生態管護員持證上崗，園區全面實現了“一戶一崗”。鬧布桑周操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對記者傾吐初衷：“回去參與生態管護，為的是盡一份草原兒女的責任，讓故鄉多一份美麗。”

長河上下、一去一回，串聯著三江源的歷史、今天和未來。

原標題：三江源扛起“源頭責任”(生態治理的中國奇跡(13))

原文鏈接：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0/0630/c1008-31763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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