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國家公務員考試能夠熱起來

　　當絕大多數觀察家認為公務員熱是因為市場機會缺乏，或者說公務員熱會導致中國創新能力減弱時，其實他們都忽視了這個現象的另一面：那就是公務員熱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場的火熱和民間活躍的創造力。一個最為基本的判斷是：如果沒有民間散發的充沛活力，公務員怎么可能火熱？如果沒有市場創造的巨額財富，怎么可能維持如此龐大的政府規模？時光返回到20年前，那時公務員群體—那時候還叫干部—并不受人待見，由于市場創造的財富不多，公務員可供分配的資源也不多，所以機關里的能人大都下海經商掙錢去了，在那個年代，國家干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經濟無能的代名詞。劉震云的《單位》和《一地雞毛》這兩部小說，就是對那個時代國家部委中下層公務員生活的深刻寫照。

　　公務員的寒酸程度，甚至可以從刑法中受賄罪的涉案金額認定標準中得到反映。按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受賄罪立案標準規定為2000元，這一數字在1997年重修《刑法》時提升至5000元。1990年，鐵道部原副部長羅云光因“以車謀私”貪污受賄而落馬，而其所涉金額僅為人民幣4819元。雖然在那個年代也有“官倒”之類的腐敗現象，但是對于多數的普通公務員來說，他們和“官倒”等腐敗無關，他們也和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一樣：都只是解決了基本的溫飽問題，正在努力為小康而奮斗。只不過對于公務員來說，他們的小康只有在市場給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財政能力之后才可以實現。當市場本身都沒有創造足夠多的財富時，公務員這個群體自然也就無法走紅。

　　這個現象在90年代末得到了改變。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也隨之提高，尤其是1994年的分稅制以后，政府財政能力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在1995年以前，財政收入的增速都低于GDP的增速，而從1995年以后，財政收入的增速遠高于GDP的增速，在不少年份甚至是GDP的4倍。1999年，GDP的增速為4.75%，而財政收入的增速則到達令人瞠目結舌的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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