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與歸屬

　　江蘇中部的里下河地區，是一塊湖蕩相連、養人也養文學的大平原。自上世紀80年代初，高郵籍作家汪曾祺以小說《受戒》、《大淖記事》復出文壇以來，這里走出了寫《柳堡的故事》的胡石言，“少壯派”小說家畢飛宇、魯敏，兒童文學“大將”曹文軒、黃蓓佳，寫歷史散文的夏堅勇、費振鐘，等等。前不久由泰州文聯舉辦的研討會上，在對這一地區作家群進行梳理的同時，與會者也在追問，文化交往日益頻繁的當下，作家們交叉跑動于不同的城市，地域所能帶來的歸屬感和向心力越來越小，如此一來，怎樣繼續開掘地域對文學的“作用”？

　　瓶頸有時恰恰能逼出出路。全媒體時代信息的轟炸，沒有了“新”的風景，文學終于可以不用新奇和陌生來招徠關注了。地域的向心力減弱，作家也很難再在主題上偏居一隅，靠消費地域的特殊性來降低寫作的難度了。地域不是文學一勞永逸的溫床，對地域文學的繼承也絕不意味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復制那些平原、水鄉、蘆葦蕩。汪曾祺審慎而有分寸感地書寫故里是一個啟示，里下河一帶作家表現出來的對語言的自覺、對技巧的講究、體貼溫存的文人氣也是一個啟示，他們說明，地域不是文學的風物供應商，它對文學的滋養是滲入到語言、情懷、思想之中的，是一種內在精神的地理學。

　　在這個意義上，作家們的交叉跑動不是壞事，漂泊時才會分外想念故鄉，生活在別處，才能不斷追問內心的歸屬。城鎮化進程加快，傳統意義上的故土遠去，也讓我們正視：不是只有鄉土文學才有地域特色，寫出城市之“心”同樣是地域寫作的方向。真正的難度在于，如何從特殊寫到普遍，讓我們文化基因里的那片“里下河”得到更廣泛的體認，如同一直在寫那“郵票般小小的地方”的�？思{所說：“我所寫的那個天地在整個宇宙中等于是一塊拱頂石，拱頂石雖小，萬一抽掉，整個宇宙就要垮下�！�

　　《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05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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