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能否成為紛亂信息的過濾器

　　今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很多媒體的法人微博都發了這樣一條消息：11萬群眾冒雨觀摩升旗儀式，留下5噸垃圾。有人據此批評我們的游客甚至中國人的國民素質差。也有人提出不同觀點，他們算了一下（可惜算錯了），用11萬人÷5噸垃圾，得出每個人帶了44斤垃圾，據此質疑：11萬人看升國旗，難道每個人扛了一袋約50斤的大米去的嗎？

　　兩類觀點都廣為轉發，卻很少有人看完全部新聞，并做認真換算。可見，面對網絡流行議題，記者一定不能人云亦云，要多一些冷靜的思考。

　　比如夏俊峰案。那天晚上傳出最高法復核夏俊峰死刑的消息，網上一片悲情。夏俊峰的妻子去看他最后一面，在微博上公布了一張家人在出租車上悲痛欲絕的模糊照片，立刻得到大量轉發。在等待死刑復核的這幾年中，媒體和網民都關注夏俊峰的妻子和兒子強強，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被夏俊峰殺害的兩個城管隊員的家庭。申凱，四代單傳，死時沒孩子，家里斷了香火。張旭東，女兒只比強強大1歲，一家三口，父母及重病的哥哥，6人擠在不到60平米的房里。他們跟夏俊峰一樣都是弱勢群體，都值得同情。

　　在城管和攤販這對老冤家的矛盾糾結中，固然有城管“暴力執法”的案例，比如有媒體報道湖南臨武的城管涉嫌用秤砣砸死了瓜農鄧正加；但也有攤販“暴力抗法”，在四川南充市，菜販夫婦涉嫌用秤砣砸昏了城管。因而，我們不要簡單地妖魔化其中一方，而要反思和完善城管制度，如何包容像夏俊峰這樣的弱勢群體的非正式就業。

　　再比如，要求開放異地高考，允許非戶籍人口參加本地小升初和中考，在道義上絕對是正確的。反對異地高考，在道義上是錯誤的。但是還要考慮客觀可行性。在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已經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如果現在立即開放異地高考和非戶籍人口參加小升初和中考，兩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即使翻一番，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改革既要有緊迫感，又有“過程意識”。

　　互聯網讓信源多樣化，也雜音化。在價值判斷上，記者要還原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而不要做道德判官。大眾麥克風時代，記者的立身之本，是客觀+均衡（觀點均衡）。不要與網友比直抒胸臆、快意恩仇（容易變成好勇斗狠）；不要與網絡“意見領袖”比指點江山（容易變成信口開河）。

　　多元的輿論場上，傳統媒體仍然扮演專業隊的角色。與人人皆可發微博、140字流彈滿天飛的局面相比，傳統媒體更適合深入挖掘事件真相，作出精準判斷，對一旦出錯損害職業聲譽有嚴格的行業自律。

　　記者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跟著感覺走，這容易導致放大網上對社會的負面認知，激化民眾和政府之間的對立情緒。今天，一些網民很像韓國電視劇里面的“瘋狂女友”，把政府當成了這樣的男朋友：一，你怎么都不管我；二，誰要你管我；三，你給我個解釋；四，我不要解釋，我不聽我不聽，你說的都是騙人的；五，看看人家的男朋友。希望老百姓理解政府治國理政的難處，更希望政府體諒民生的艱難和老百姓個人維權的不易，多一些人情味和擔當。

　　不要把大V帖文等同于網絡民意。在一些知識界熱門議題之外，還有一個草根民意的遼闊底盤，廣大普通網友更關心的還是教育、就業、養老、醫療、住房等民生問題；也不要把網絡民意等同于全體國民的意志。在互聯網上經常就公共事務發言的，只是十分之一的國民，農村的“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壓根上不了網，高收入階層，司局級以上領導干部很少在網上發言。

　　在互聯網信息真偽難辨、網民情緒經常劍走偏鋒的情況下，新聞媒體不能成為網絡帖文的印刷版。我們要對網絡信息去偽存真，為網民情緒扶正抑偏。在傳統媒體時代，我們發稿比較謹慎，有嚴格的審稿流程和職業自律；現在有時候媒體的法人微博發聲非常不謹慎，只要抓住一個吸引眼球的事立即去轉發。這會付出媒體公信力的代價。媒體不能根據網絡熱點，用鼠標寫新聞，必須經過實地采訪，至少也得給各當事方打個電話了解情況，這樣才能保證信息來源的可靠。

　　社會轉型期民生問題，老百姓權益保障問題，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官場貪腐問題，錯綜復雜，民望饑渴，體制疲憊。媒體既要代表老百姓監督社會、監督政府，又要幫助政府體察民意，穩妥制定和及時修正決策。這兩項工作都需要一個建設性的心態，補臺而不是拆臺。

　　媒體是新聞事件到達公眾輿論的關鍵節點，可以成為網絡紛亂信息的過濾器，網民浮躁心態的壓艙石。媒體人經常抱怨缺少足夠的“第四種權力”的話語權，但我們是否能夠審慎地用好這份“話語權”呢？媒體話語權要有利于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表達和公平博弈，增強社會粘合度，而不是加劇政治分歧、進一步撕裂社會。當前官民裂痕日趨加深，需要媒體人在艱難中尋找連接，打造共識。

　　（作者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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