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為古跡讓路只是底線不是功德

　　京滬高鐵在修建過程中，為避讓明皇陵，多花了2.3億元，多建了近6公里的橋梁，多挖了285米隧道。日前，京滬高鐵徐州至上海段總設計師王玉澤，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公開披露了這組數據。（11月18日《長江日報》）

　　這些年，文物古跡被拆遷、被破壞的新聞，屢見不鮮。從江蘇鎮江的宋元糧倉遺址，到安徽泗水的釋迦古寺，文物古跡正逐漸淪為地方經濟利益的犧牲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結果顯示——在已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中，保存狀況較差的占17.77%，保存狀況差的占8.43%，22年間約有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登記消失。源于此，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甚至直言：“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內地對文物的破壞一直沒有停止過，嚴重程度甚至超過‘文革’時期�！边@樣的現實，的確敲響了文物保護的警鐘。

　　或許，正是有這樣的尷尬現實，工程建設為文物讓路，似乎成為專家口中的一件功德事。其實不然，一者，為何一開始的工程規劃要經過這些文物呢？后來的糾正只是一種次優選擇；二者，《文物保護法》有明文規定，大型工程需事先進行文物勘探和保護。這意味著，工程建設方，面對有不小歷史價值的文物古跡時，一開始便要讓路，才符合必要的程序正義。簡言之，工程建設為文物讓路只是一種底線，并不是一件功德。

　　事實上，各地也有類似的文物保護規定，南京就規定“文保要高于建設，一切要為文物保護讓路”。而在甘肅，2012年《甘肅省建設工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出臺，其中規定了工程建設選址須為不可移動文物“讓路”。通過這些地方規定可知，工程為文物讓路，早已是自上而下的社會共識。畢竟，文物古跡是活化石，是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是無價之寶，不能從純經濟的角度去考量。而此前，南水北調工程也曾避讓20多處文物點，而工程讓路古跡是文物保護的應有之義。

　　然而，現實生活中，“工程讓路文物”仍未得到有效落實。在一些地方官員看來，文物古跡為城市建設讓路，似乎才是理所應當的。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如果文物古跡不能有效地“兌現”為經濟利益，似乎是趕不上城市建設的。但問題是，對文物古跡的衡量，除了經濟利益，還有文化價值、歷史價值等更多方面的價值。

　　所以，巴黎并沒有因為埃菲爾鐵塔周邊陳舊不堪就拆除它，倫敦也沒有因為大本鐘過時落伍就毀壞它。我們對待歷史文化，也應有這樣的姿態。如果一座城市、一個項目，如今還在糾結該追求經濟增長還是保護文化古跡時，不妨想一想城市的靈魂該如何塑造，埃菲爾鐵塔與倫敦大本鐘，或許能給我們提供足夠的借鑒與參考。因為保護文物古跡，從來都不是一道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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