擯棄單向的“擴大對外開放”思維

　　對于熟悉此前20余年“擴大對外開放”語言風格的人來說，最近兩年黨和政府文件中對這方面提法的變化是微妙卻又明晰的——以前一貫使用的“擴大對外開放”正被“建設開放經濟”、“建設開放型經濟”之類提法說替代。

　　這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公報》再次提出要“加快完善開放型經濟”;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就再次表明了這一點。在我看來，這一表達方式的轉變，標志著我們在開放經濟原則問題上的認識提升。

　　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是明確其根本目的和基本指導思想。我們追求擴大對內開放，是為了在國內建設一個更有活力、更加公正的經濟社會體制，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擴大對外開放，是為了充分利用外部資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服務，盡快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經貿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擴大對外開放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基本目的，增進我們自己的利益才是基本目的，因此，開放的領域、次序、時間、程度、對象、先決條件、是否可以逆轉收回等等，決定權必須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有半點含糊。之所以要再三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在實踐中我們有太多的人經常把“擴大對外開放”這項手段顛倒成了基本目的。

　　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的具體內容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豐富發展。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對外開放主要還是體現在部分沿海地區，那么現在已經涉及全國所有省份;如果說原來我們的擴大對外開放主要體現在貨物貿易和直接投資領域，那么未來我們將越來越多地轉向服務貿易和先進制造業直接投資、組合投資領域;如果說原來我們建設開放經濟的重心是我方擴大對外開放，那么現在我們越來越需要向我們的貿易伙伴提出開放商品、投資市場乃至人員流動的要求了。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經過東西方陣營相繼推行近30年的封鎖，我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不多，當時海外的市場開放度已經足以讓我們規模尚小的對外貿易騰挪。除了港澳一帶的窗口公司之外，我們談不上有上規模的海外直接投資，無需動用我國有限的外交資源，要求貿易伙伴進一步顯著擴大對我國商品和投資的開放。而由于當時進口和引進外資規模甚小，對外開放商品、投資市場的副作用也還無從體現，更迫在眉睫的需求是引進海外資本以彌補資本和外匯缺口，引進先進技術裝備提高我國產業體系裝備水平，引進部分新式消費品滿足國民累積已久的消費需求。彼時僅僅強調“擴大對外開放”，已經足以增加我國從國際經濟體系中之所得。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逾30年，我國國內資本積累數量已能滿足需求，外匯缺口已成歷史，對外開放商品、投資市場的副作用(或者說我們必須為此付出的代價)已經非常明顯，即對外開放的邊際收益遞減而邊際成本上升，我們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已經相當可觀，并且還在快速增長，貿易伙伴對我國商品、資本的開放度也屢屢觸及天花板。此時還片面強調“擴大對外開放”無異于僅僅給自己施加約束，卻不要求貿易伙伴承擔向中國開放的義務，因此并不合適，也有損相關部門乃至整個政府在本國國民中的聲望。有鑒于此，停止“擴大對外開放”的提法，轉而使用“建設開放經濟”等類似的提法，勢在必行。

　　膚淺、單向的“擴大對外開放”思維無助于我們認清開放經濟的利害之所在，無助于我們正確地規劃未來。我們將信守和不斷加強自己對開放經濟的承諾，但我們不會接受單方面的義務卻不主張自己的權利。

　　(梅新育，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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