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利于民才有橄欖型社會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要通過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體制，調節過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

　　所謂橄欖型分配格局，就是以中等收入階層成為主體的一種社會財富分布狀態。它無疑最有利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可是操作起來卻相當艱難和復雜，首先要做的就是沖破既得利益者設置的各種藩籬。其中，對政府的約束和限制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目前，社會財富除了不斷向富人群體集中、向少數人積聚之外，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對社會財富的控制力、占有率越來越強、越來越高，以至于讓居民和企業都成為相對弱勢的群體。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的財政收入就一直以高于GDP兩倍以上的速度增長，有些年份甚至超過了3倍。也正因為如此，全國財政總收入由1994年的5000多億元一下子增長到了2012年的11.72萬億元，增長了23倍多。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4年的10%提高到了2012年的22%，提高了整整12個百分點。然而，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則由1994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12年的不足40%，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

　　如果再加上各種收費、罰款、土地出讓收入等，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就更高了。除此之外，在權力不斷強化的過程中，產生各種隱性收入、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等，也在逐年增長和增多。過去，一個案值上百萬元幾百萬元的貪污腐敗案，就能讓民眾目瞪口呆�，F在，涉案幾千萬元、上億元的貪腐案件也不止一起兩起了。這正是橄欖型分配格局建設難度很大的原因之一。

　　日前有媒體稱，改革開放35年來，居民收入增長了71倍。有關方面隨即作出了客觀分析與說明，認為如果剔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只有10倍左右。無論是71倍還是10倍，只要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就沒有多大的比較價值了。至少，它比不過財政收入的增長，也比不過財政支出、“三公”經費等的增長。特別是，短短20年間，財政支出從5000多億元增長到了12萬億元，相關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公用事業以及科技、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重點領域，仍然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所需。

　　要建立橄欖型分配格局，就要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做必要的調整。如果企業得不到政府的讓利，又怎么可能給居民讓利呢？居民得不到利益的讓渡，又怎么增加收入、提高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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