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抱嬰案 政府到底有無告知義務

　　18年前發生的“河北抱嬰案”，再度以政府信息公開訴訟的方式進入大眾視野。面對原告“公開當年被抱走女兒被送的地址和收養人及生活狀況”訴求，安新縣政府作出答辯狀稱，并未掌握這一信息，更沒有制作過這樣的信息，不屬于其信息公開的范疇。

　　超生的孩子出生后被強行抱走，時至今日仍不知身在何方，面對此番骨肉分離的事情，法治當為原告提供救濟。而對司法機關來說，政府信息公開的訴訟形式，決定了司法審查的限度和效果。

　　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對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信息政府負有主動公開義務，公民也可以根據自身特殊需要向政府申請獲取相關信息。但此類訴訟可能遇到一個瓶頸：該政府信息不存在。不管這是政府的借口，還是信息真的不存在，只要被告提出這一答辯理由，司法審查便存在極大的難度，很難從法律上迫使政府部門“去做些什么”。

　　本案中，原告選擇信息公開訴訟的方式實屬無奈之舉。因為在2003年，原告將鄉政府告上法庭訴其行政行為違法，因超出訴訟時效被駁回。他們之所以選擇信息公開訴訟，無非是想獲得孩子的下落。但司法機關在評判政府部門是否有此信息公開的義務時，則必須探究當年孩子被抱走是否與政府行為有關。這是一個前提，如果二者沒有任何關系，政府可能沒有這一信息，自然也無須擔責；如果抱走孩子是政府行為，那么政府就有義務公開所有信息，并為違法行政承擔責任。

　　在這一點上，原告律師認為抱走嬰兒是“鄉開會決定的結果”，而非個人行為。這從事后鄉和村一級的人勸說原告“私了”能得到一些佐證，但關鍵還在于證據：當年抱走孩子的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鄉政府決定的行為？或者有沒有得到政府的指令？這些才是該案所有問題的“原點”。這些疑問不徹查清楚，司法最終的審查結果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無法為骨肉團聚提供實質性的正義。

　　當然，司法的有限性并不意味著正義只能長期“出走”。從可能性上分析，如果是與政府相關的行為，便構成嚴重的行政違法，理應得到矯治并追究行政人員的法律責任；而如果證明與政府無關，那么這種強行抱走孩子的個人行為，便涉嫌構成犯罪，更應引起刑事執法機關的反應。可見，破解該案的困境不能單靠政府信息公開訴訟，而需要在更高層級上展開執法調查，以糾正歷史的錯誤，還原現實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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