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需要一個“壞老太”

　　整整一周，四川達州“壞老太”事件仍在不依不饒地持續發酵。11月22日晚，達州市公安局達川區分局經調查取證后，依法對“摔倒太婆”蔣某給予行政拘留7日的處罰（因蔣某年滿70周歲，依法決定不予執行），同時對太婆兒子龔某某給予行政拘留10日并處罰款500元的處罰。此后，多家媒體赴達州采訪，太婆蔣某屢屢向記者下跪，希望媒體幫他們挽回聲譽，而“技術控”網友則多方論證“摔倒時不可能抓住孩子手腕”等細節。（《華西都市報》11月27日）

　　蔣太婆究竟是“壞老太”還是蒙冤者，地方公安部門的說法已是板上釘釘。行政處罰自有事實依據和法律準繩，是否申請復議，也是當事人的權益與自由。

　　在真相面前，輿論與道德自當秉持公序良俗的基本維度，懲惡揚善，該表揚的要表揚，該譴責的要譴責。在道德似有淪陷之憂時，群情激奮，也不過是為了捍衛“禮失求諸野”的最后斯文。

　　只是，從達州“壞老太”事件中還是能窺見氤氳其間的可疑影像：一者，一起道德事件，能持續發酵一周而毫無偃旗息鼓的架勢，這并不特別常見，尤其是在諸多公共事件層出不窮的語境下，對“壞老太”的窮追猛打，并沒有與對攙扶孩子的褒獎肯定成正比。換句話說，輿論的興奮點是單一的，只止步于“發現人性之惡”。

　　二者，道德生態固然需要捍衛，但在譴責與鞭笞時也得有自己的邊界。有人將太婆的下跪解釋為“連自己的尊嚴都不要，哪還會在乎別人的名譽與尊嚴”，有人將太婆的申訴理解為“與其遺臭萬年不如打死不認到底”……誅心之論，不一而足。

　　且不說太婆一方的申訴是否有理，也不說這種有罪推定的邏輯是否正義，即便在最低層面，“壞老太”也還有另一個身份——“公民”。真正的道德，從不會揮舞著暴力的棒子，以顯示自己的高端大氣。就算這真是一個“壞老太”，是不是就該無底線、無下限地謾罵和侮辱？如此追問，當然不是為失德行為張目，而是要明確在道德之下，還有最底線的法治契約。

　　此刻，大眾情緒占據了理性高地。說到底，是因為等了這么久，我們太需要一個“壞老太”了。

　　有了“壞老太”，我們終于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孩子說，“以后見到老太太，絕對不許攙扶，讓那些‘攙扶老人指南’見鬼去吧”；我們也終于可以“該出手時不出手”，誰知道那些驚心動魄的危難是不是“壞老太”們在演戲呢；我們還可以假裝這個社會是道德勃發、溫情盎然的，因為它們都躲在“壞老太”后面玩去了……這種心理暗示帶著一個隱約的邏輯前提，那就是：你不治理好這些“壞老太”，如何讓我去見義勇為？

　　世界參差多態，人性繁復多元。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一兩朵奇葩，在概率上不是很正常的嗎？蔣太婆即便真是“壞老太”，又能佐證些什么呢？她既不能代表倒在中國馬路上的千百個亟待攙扶的善良老者，也不能證明千萬袖手旁觀的看客就因此有了道德豁免權。

　　也許，我們需要一個“壞老太”來自我解嘲、療傷或自我安慰，只是，這種飲鴆止渴的道德幻覺，既保護不了弱勢者的利益，也增益不了社會的良善預期，反倒越發顯露出群體的心虛。有一點是肯定的：時下道德生態方面的焦慮，又豈是幾個“壞老太”能解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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