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慶的兒子與柳傳志的閨女

　　之所以把這兩人拉到一起來亂燉，原因有三點：一，這兩人我都采訪過；二，這兩人有共性；三，這兩人都讓我比較佩服。

　　我和同事是在北京四季酒店的客房見到王文祥的，王文祥是王永慶的次子，也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管材企業JM泉恩集團董事長。這是一個真正的富二代。我想，他肯定得住總統套。真到他住處才發現，他住的雖然也是個套間，但臥室外面的會客室很小，簡直堪稱局促。

　　一見到我們，王文祥馬上站起來跟我們握手寒暄。他梳著紋絲不亂的偏分發型，高個子，白襯衣、深藍色西褲，腰板筆直，在接受我們采訪的兩個多小時里，他的腰從來就沒有彎過。有人說，一個中國人與一個日本人坐在一起，雖然外表上差異不大，但從氣質上一眼就能認出，因為中國人松松垮垮，日本人整潔嚴肅。若這個觀察有些道理的話，王文祥的氣質顯然更像日本人。采訪結束，攝影師給他拍照，讓他放松一些，那意思是他不必總是挺著胸，但他不會。我估計他覺得自己其實已經很放松了，只是他不習慣像一般的中國人那樣松松垮垮。其實王永慶也是這樣，你看他80歲以后的照片，也從無佝僂著腰背的，所以我相信，王文祥的舉止肯定是他父親教育的結果。

　　聊起來，王文祥承認，他父親對他的影響的確深刻。他9歲的時候，父親娶了三姨娘，他母親接受不了，一氣之下就帶著他和三姐王雪紅去了美國。他母親讀書不多，但為人剛強，在很多年里，父親嚴格控制他們的生活費。祖母也多次到美國去請媳婦回臺灣，母親就是不回去。直到自己的親生孩子在臺灣的生意都做出成績以后，她才回去，生活也才得到改善。中國人自古就有子為父隱的傳統，但王文祥承認，他不能理解父親為什么要移情別戀。事實上，在娶了三房之后，王永慶后來又納了四房，而且生了幾個不姓王的孩子。王文祥并不愿意讓我們提到四房，但在他父親過世后，法院的判決表明，這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王永慶一生簡樸，把做好企業當成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但為什么對女人有如此大的興趣，我沒搞懂，王文祥也沒搞懂。因為他在幼小的時候就必須面對父母分居的現實，他知道一個女人被自己的丈夫背棄將遭遇怎樣的艱辛，因此他對自己的太太和孩子都特別好，也絕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太太。

　　王永慶對孩子們影響最大的是他對工作的嚴謹態度。他的理念是，做企業是為了造福別人，因此企業賺了錢就應該繼續投資將其繼續做大，以此造福更多的人。他不允許自己的孩子成為提籠架鳥的紈绔子弟。他的幾房太太為他生了不少孩子，但這些孩子很多都沒有進入臺塑工作，而是選擇了自己去創業，即便進入臺塑的，也必須從基層做起。王文祥在JM公司做了很多年才坐到公司總經理的位子上，JM公司也不是他繼承自父親的遺產，而是在父親在世時，他從父親手里買過來的。

　　王文祥雖然不贊成父親對婚姻的態度，但他對父親還是很崇拜，其主要原因就是父親對工作的態度。

　　我們是在11月份見的王文祥，見到柳青是年初的事。

　　柳青是柳傳志的閨女，如今是高盛中國直接投資部董事、總經理。柳青比我們約定的時間晚到了5分鐘，為此她感到很不安，不僅提前給我們發短信道歉，見面以后又再三道歉。她實在是客氣。

　　柳青是一個典型的職業女性。老柳說不讓自己的孩子進聯想，不是瞎說，柳青和哥哥柳林的確沒進聯想。柳林在外面做生意，柳青在美國研究生畢業后就進了高盛，一步步做起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高盛的同事都不知道她是老柳的閨女。

　　在柳青對他們家的故事的講述中，我印象深刻的有幾點：一，柳家很重親情。老柳與太太一輩子感情都很好，老柳的父母親感情也很好。老柳母親去世時，他父親當著一眾子孫的面親吻了母親，搞得子孫都很不好意思，但也說明老兩口的確感情深。老柳的兄弟姐妹還跟老柳住一個小區，沒事了大家經常串門。二，柳家還重同事感情。到現在為止，逢年過節，楊元慶還要到柳家吃飯，老柳也會在楊元慶去之前囑咐保姆他這個接班人愛吃什么菜。三，柳家用管理企業的方式管理家庭內務。老柳的司機是柳家內務部總管，柳家人想給保姆多開點小費都必須總管同意，不能直接由柳家的人給。四，老柳要求子女很嚴格。柳青記得最深的一句話是她父親總是對她說“要想人前顯貴，就得人后受罪”。

　　在接受采訪前，柳青沒有吃飯，所以在茶餐廳點了一份點心。采訪結束，她沒吃完，于是專門打包帶走，說是要帶給自己的孩子吃。她有兩個孩子，丈夫也是投行的，也不是大款或大官的孩子。嫁給丈夫前，柳青都沒征求過父親的意見，因為沒必要。事實上，老柳對自己的女婿也相當滿意。柳青給我們看了她與丈夫、孩子的合影，我一看面相就知道，這人不是那種奸猾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有點樸實。

　　我并不是想吹捧王文祥和柳青，但我從他們身上確實看到了家教的重要性。韋伯說，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有某種重要的關系，而儒家倫理不利于催生資本主義。王文祥也說，他們父子經營企業的信念受基督的精神影響甚深，但柳家都不是基督徒，柳家人重感情、重勤勞奮斗的精神又從何而來？杜維明與余英時都論證過，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并非是一種背反的關系，儒家倫理經過轉換也可以助推資本主義的興起。韋伯也沒說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有必然關系，杜維明與余英時也沒說過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有必然關系。宗教、文化傳統與經濟制度之間到底是何種關系，我無力論斷，但這個問題值得思想界繼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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