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井人牽動對社會主義的特殊期待

原標題：環球時報：住井人牽動對社會主義的特殊期待

　　幾名住在北京井下管道中最底層人物的生活境遇，經報道引起公眾唏噓。無論他們是什么原因住到了井下，都讓我們難過。媒體對社會底層生活極端境遇的報道，強化了我們對社會不公平的感受和認識。這個國家的確應做些什么，減少這種情形的發生。

　　“住井人”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里都有，他們可以歸入廣義的“流浪漢”群體。存在他們的原因之一是貧困，但不全是。其實很多社會都有消除無家可歸者的經濟實力，但“流浪”似乎是自古至今，現代化也無法化解的一種城市現象。

　　各國都有無家可歸者，他們的實際境遇隨他們所在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不同也存在差異。比如印度的流浪者要比巴西和美國流浪漢的生活更困難。但從各國正常社會的視角看過去，無家可歸者都很值得同情。他們需要幫助。

　　盡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特點之一就是窮人還比較多，但中國民眾還是對這一政治制度寄予了更高期待，希望它能在幫助窮人上做得更認真，更有成效。正因為這樣，每當有赤貧的極端事例報道出來，人們除了同情，還會產生一些對政府失職的不滿。

　　中國過去更窮的時候，北京等大城市反而可能沒有“住井人”，因為那時人口管理嚴格，不會允許缺少經濟保障的人口流動。市場經濟賦予了人們種種選擇的自由，但也同時開啟了城市化中赤貧現象的“潘多拉盒子”。貧困和流動，成為城市邊緣人的兩大社會基因。

　　客觀說，中國大城市沒有出現南亞及拉美大面積的貧民窟，當屬萬幸。中國城市的窮人區主要集中在城鄉結合部，它們不斷消失，同城市發展融為一體。這當中會有一部分人同時融入城市現代化，但還有一部分人在窮人區之間輾轉，承載社會底層最艱難的命運。

　　理性告訴我們，赤貧現象在中國大城市里不可能絕跡。但感情又讓我們對它的存在難以接受。這是中國社會的現實糾結，我們的社會發展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和社會治理能力都跟不上心靈的呼喚。

　　然而媒體把“住井人”這一類故事寫出來，是對中國社會良知有益的洗禮，也是對政府及慈善機構必要的鞭策。幫助城市赤貧者既要靠制度性力量，也要靠全體社會成員發揮拾遺補缺的作用。我們每個人都過著自己的日子，但同時也的確應把自己的城市看成一個我們有義務貢獻溫暖的大家庭。

　　從治理城市乞丐現象之難，我們就知道消除城市貧困是多么復雜的一件事。最簡單的做法是禁止乞討，讓乞丐去做力所能及的勞動，或者對他們實行低福利的救助。但在城市行乞，現代思想往往視之為一種權利，于是很多城市的乞丐都不少。他們使得城市無家可歸現象更難消除。

　　再艱難的事，政府也不應放任自流。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能夠全盤接受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激勵60多年前革命的那些社會公平口號至今在中國社會回響，人們對城市赤貧現象的容忍度要比巴西和印度低得多。中國人對公平的需求就是特殊強烈的，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的。這里沒什么對不對、好不好可講，這就是一個事實。

　　營造社會溫暖，相互理解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元素。對城市治理的問題，媒體應當多曝光，多提可行的建議，少空發悲憤。城市是我們所有人的，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有人說，你什么樣，城市就什么樣。這話并非毫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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