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奇跡第二季，艱難但非不可能

　　我們仍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市場

　　林桂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過去30年來中國經濟規模得以快速增長，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們依靠投資的拉動，同時發揚民企的作用，以及外商投資企業的作用，再加上有穩定的國際市場。今天可能在相當方面我們能夠復制過去增長的模式，比如西部開發，但在發達的中部和東部地區，我們的模式可能就要發生改變。

　　在機制體制改革基礎上，我們要圍繞結構調整進行轉型升級。要想生產出高質量的商品，就必須有高質量的企業，這必須在淘汰落后企業基礎上才能夠形成。

　　同時，我們還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市場。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我們的外交政策、我們的政治方面，應該服務于塑造一個更加穩定的國際環境，促進自身經濟發展，到2020年再重新思考我們到底在國際上應采取什么政策，以及如何去做。

　　魏建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一定要注意當前國際形勢中美國的動向。美國已經不再提貿易的全球自由化，美國會在世界掀起貿易平等的概念，前幾天奧巴馬的講話中也重新提到關于貿易的問題。而上海自貿區的核心恰恰應該是三中全會中提出的權力平等、規則平等和機會平等。因此，一定要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方向來看上海自貿區。因為美國再也不愿意推動WTO下的多哈回合談判，所以要搞TTP、TTIP。上海自貿區能不能在短時間內推動雙邊貿易額的迅速發展，值得關注。

　　美國前財長鮑爾森前段時間引用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里茨的一句話：20世紀最大的兩件事就是美國的高科技和中國的城鎮化。那么，中國的城鎮化怎么搞？我認為仍然要發揮改革的力量，中國的城鎮化一定要有新思想、新思路。一方面是要把城市的空間和就業留給年輕人，在城市周圍搞一些更大的建筑，包括養老院、醫院、學校等。另一方面，要發展城市集群，三中全會提到，除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外，還要建三到四個城市群。這就好比蛋黃和蛋白的關系，中心城市是個蛋黃，中心城市周圍的一些是蛋白，過去我們的中心城市沒有把自身的服務效應、溢出效應給周邊，做蛋黃的市長不愿意給外面，做蛋白的市長也不愿意甘當蛋白，要當蛋黃。這點一定要改變。

　　李向陽(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跟中國相關的環境與發展趨勢，有幾點值得高度關注。

　　第一，下一輪全球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在哪里，現在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很大爭議。

　　第二，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態勢，正在以當前的金融危機為標志發生變化。金融危機以后，發達國家要搞全球再工業化，要把資本吸收回歸到國內，甚至在經濟學上提出再全球化，重新制定全球經濟的規則。全球經濟規則的平臺已經從多邊主義、多邊機制轉向雙邊機制。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變化，就是以前新興經濟體跟發達國家能夠保持同步，就是發達國家繁榮，新興經濟體也能繁榮，而現在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增長出現一種蹺蹺板的效應，也就是他們好的時候可能是我們糟糕的時候。這些變化給中國打造第二季經濟奇跡提出一系列全新挑戰。

　　新一輪創業高潮即將到來

　　丁一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隨著三中全會改革措施的落實，會出現新一輪創業浪潮。審批權下放，精簡審批權，允許民間資本辦銀行等金融機構，會給民企創業提供更多機會，創辦企業會變得更加容易。新一輪創業高潮應該是支撐國內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另外，中國勞動成本、土地成本的迅速上漲，也使得許多出口加工業在中國失去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口加工業的行業優勢不再，但中小服務業企業不受這種環境影響，這可以某種程度上支撐中國下一步增長。

　　另一方面，中國有巨大的外匯儲備，有能力鼓勵企業走出去。企業到海外進行直接投資比使用外匯購買債券的收益要高得多，我們在非洲直接投資的年收益率都在20%左右，跟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一樣高。在歐洲的投資雖然沒有這么高的直接回報率，但卻大大彌補了技術差距。

　　宮內雄史(東京大學北京事務所所長)：中國人口的結構正在經歷從解放后到現在的第三次高峰。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 50后能上大學的只有0.5%，很多人小學、中學都沒有上過;第二次是60年代，60后能上大學的只有2.5%，不過很多人畢業于小學、中學，因此這個群體為中國的外資引進、加工貿易、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優質的體力勞動者;第三次就是80后、90后，大學畢業生的比例大大提高，能夠產生大量知識勞動力。

　　今年中國出國留學的學生達45萬，在海外的留學生大約120萬，占全世界留學生總數的20%多。其中80后、90后的海外留學生估計達到800萬左右，而80后之前具有海外留學經驗的人合起來只有40萬。這些國際人才如果能夠在將來全球發展的各戰線、各地區發揮力量的話，有助于推動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同時反過來又帶動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王衍行(中國銀行業協會副秘書長)：中國的經濟未來將遇到哪些問題呢？我認為突出的有這么幾個：

　　第一是地方債問題。目前地方債的償債主體并沒有拿出讓人心服口服的償債方案，這對社會誠信有影響，也是深水區非常難以解決的一個問題。

　　第二是影子銀行問題。很多中小銀行靠影子銀行的空轉維持生存。銀行應該建立一種退出機制，我們回避不了的是銀行重大的風險問題。

　　第三是未來增長的活力在哪兒。在投資方面，如果繼續按照粗放的模式投資，社會要素配置肯定會出現更大的麻煩;在出口方面，現在我們人力成本較低的優勢沒有了;在拉動內需方面，中國的消費者逐漸變得謹慎了。

　　第四，紅利由誰來分配。此外，我們巨額的外匯儲備能不能變成一種投資。目前我們是美國債券第一大持有國，我們能不能像“大股東”一樣有話語權，這個話語權很重要。如果我們不能組織最優秀的投資力量滲透到世界，那么如何定義中國經濟的大和強都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經濟發展進入服務革命期

　　曹和平(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我國經濟增長的特征是出口導向加投資拉動。在這種增長模式下，我國的增長成為世界工廠的奇跡，但幾乎已經達到世界規模的極限。保守地說，我們去年生產了全世界35%左右的物質產品，但GDP僅占世界規模的10%，要出現增長奇跡的第二季，必須解決物質產品份額巨大和價值實現份額過小的大分流現象。這是個結構問題。未來十年，如果沒有5到6個新技術主導意義下的產業群，帶動中國增長，則實現第二季增長奇跡的可能性很小。但結構調整不是簡單的產業結構調整。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必須在產業、市場和金融結構三結合的調整意義上下工夫。

　　周世儉(清華大學教授)：金融危機暴露出當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存在巨大缺陷，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第一要推進人民幣與外幣互換，此舉是突破人民幣國際化的突破口，提升人民幣的國際接受程度。第二，要積極推進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第三，要積極推進人民幣與硬通貨的直接兌換。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已經和25個國家的貨幣直接兌換。第四，人民幣要爭取在2020年底之前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最后，2011年世界銀行發表全球經濟報告稱，目前美元的主導地位將會在2025年之前的某個時候終結，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圍繞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的多種國際貨幣體系，也就是說最遲到2025年人民幣將實現國際化。

　　袁岳(零點咨詢公司總裁)：啟動內需的關鍵是服務業，而不是制造業。制造業產能不能及時傳遞到服務對象，其實本質是服務業。在人均GDP進入5000美元的時候，經濟史將進入服務革命年，日本是1976年，美國是1969年。進入這個點之后會產生12年或15年的經濟溶解，整個經濟會出現服務化的傾向。從去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到經濟發展的服務革命期。

　　在服務業的發展中，不需要財政補貼，不需要成立引導基金，不需要搞園區，也不需要給特殊配額。實際上現代服務業發展最重要的是低稅，鼓勵人們在這個領域中間發展。如果從資本市場的角度來說，如果以傳統產業為核心刺激資本市場，怎么可能產生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呢？▲(本文整理自環球時報2014年會“中國改革勁，亞太變數多”第四議題“如何再創中國經濟奇跡第二季”的發言討論，該議題由何亮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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