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訴法修訂讓“民告官”不再那么難

　　來源：中國網　　　　　　　　　　　　2013-12-24

　　行政訴訟法可以說是一部小憲法，是彌補憲法不可直接訴訟的重要途徑，是公民對抗國家權力、監督行政機關運行的有力武器。修訂行政訴訟法對于規范政府權力運行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

　　作者：謝彩鳳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于12月23日至12月28日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的一項重大議程是審議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這是行政訴訟法自1990年10月1日實施以來的首次大修，是中國法治史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篇章。

　　行政訴訟法通俗地講是一部關于“民告官”的法律。張藝謀導演1992年拍攝的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要告村長和公安局，就是一次典型的行政訴訟，是行政訴訟法首次頒布后的一次全民普法。影片中秋菊一路往上告，從鄉派出所告到縣公安局，從縣公安局再到市公安局，最后直到市中級法院判決秋菊勝訴，整個官司才算了結。當秋菊與市公安局長分別坐在原告席和被告席的那一刻，行政訴訟的真諦呼之欲出。沒錯，行政訴訟就是普通公民與行政機關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對抗。而秋菊經歷的這一漫長曲折的艱辛歷程，正是無數行政相對人打行政官司的真實寫照。

　　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的一大區別是，被告席上永遠都都坐著行政機關。正是這一特殊的身份決定了行政訴訟的多重困難。

　　公開數據顯示，自1990年行政訴訟法實施至今，22年來全國法院累計受理一審行政案件191萬余件，年均83168件，然而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原告勝訴率不到10%，審判效果和審判質量不容樂觀。

　　民眾普遍反映，目前行政訴訟有三難：立案難、審判難、執行難。立案難表現在很多民告官案件法院不予受理，難以進入法庭程序。其中既有行政訴訟收案范圍偏窄的原因，也有現實環境的制約。根據現行的行政訴訟法，只有具體行政行為才具有可訴性，抽象行政行為一般不可訴，諸如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等不屬于收案范圍，因此大量基層政府以紅頭文件形式發布的決定或命令因不屬于案件受理范圍，普通百姓面臨狀告無門的困境。而恰恰是這些較低層級的決定和命令，相比于行政法規和政府規章，由于制定方式和程序更為簡單隨意、涉及的事項更為明確具體，對老百姓的權益影響更為直接。比如之前某縣政府制定的沒有初中畢業證不能領取結婚證的紅頭文件，令人啼笑皆非，但是連法院的門都進不去，“討說法”很困難。因此，民眾對此次修法的一大期待就是擴大行政訴訟的“入口”，讓更多的抽象行政行為可以進入法庭審理程序。

　　審判難表現在審判過程中，法院更多希望以協調或調解方式結案，不情愿使用判決方式以及輕易不會判決行政機關敗訴。執行難則表現在即便行政相對人勝訴，行政機關敗訴，法院執行起來也是困難重重。出現這些困難的深層次原因還在于司法機構本身的制度設計存在缺陷。一直以來，地方法院在人財物諸方面都受制于地方行政機關，法院的日常工作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各種支持。法院行使審判職能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協助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務，維護一方的安定和諧。因此，法院是行政機關的親密盟友，而不是完全獨立的兩個機關。在這樣的合作共贏大背景下，指望法院狠下心來對待政府是不切實際的，要提升普通公民的勝訴率也不是法院想要追求的目標。恰恰相反，法院會把較低的行政機關敗訴率視為維護官民和諧關系的一大成績。

　　為了打破這種局面，各地法院此前嘗試多種做法，比如異地審理、集中審理、指定審理、提級審理等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不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或許提供了更加實質性的答案。如果這一思想得到充分落實，增強司法機關的獨立性，斬斷法院與地方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民告官的困難局面想必會有重大逆轉。此次修改行政訴訟法，應該說就是要進一步落實中央的指示，是中國開創行政訴訟新時代的重大機遇。

　　行政訴訟法可以說是一部小憲法，是彌補憲法不可直接訴訟的重要途徑，是公民對抗國家權力、監督行政機關運行的有力武器。修訂行政訴訟法對于規范政府權力運行、構建服務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希望立法機關此次修法能充分回應民眾訴求，為推動依法行政、法治政府邁出堅實的一步。

　　（作者系法院工作人員）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29_89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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