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申論熱點素材：群體性事件的體制原因及對策

     【華圖閱讀提示】群體性事件的處理是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虞崇勝教授在本文中深入探尋群體性事件的體制原因，并從事前、事中、事后三步提出了建立和健全消解群體性事件的機制。

    2008年是中國群體性事件的高發年——貴州甕安事件、云南孟連事件、陜西府谷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廣東惠州事件……，以及重慶、甘肅永登、海南三亞、廣東汕頭等地的多起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一次次群體性事件正在以激烈的方式考驗著當下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機制。

    一、深入探尋群體性事件的體制原因

    如此集中的群體性事件在一年內爆發，盡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原因還在于群眾利益訴求遭遇體制性遲鈍，人民群眾合理訴求的表達渠道和反饋渠道不暢，長期積累的問題和矛盾得不到地方黨政部門的有效回應，以致黨群矛盾、干群矛盾、政民矛盾、警民矛盾、商民矛盾持續累積，最終釀成激烈的沖突和對抗。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紀委書記李法泉最近撰文指出，一些重大惡性事故和群體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隱藏著腐敗問題。應該說，李法泉書記的這一警示抓住了當前中國群體性事件的癥結所在。毫無疑問，當下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并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日益顯示出優越性，但多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那些直接與政府沖突的“涉政公共事件”）則暴露出現行體制和機制中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體制性腐敗就是導致群體性事件多發的的深層原因：

    其一，群體性事件之所以發生，與政府權力取向有很大關系。

    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過分地依賴甚至獻媚于所謂“利稅大戶”，而這些“利稅大戶”則通過賄賂官員獲取非法利益，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嚴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備受關注的“涉政公共事件”背后，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一些地方發展中存在“權金化”傾向，一些地方政府只顧少數“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不顧多數群眾的普遍呼聲，違背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侵害了普通群眾的切身利益。透過孟連事件，我們看到了官員和企業之間存在一個傷害群眾利益的利益共同體，以及當地干部對群眾要求的漠視和粗暴的工作態度。一系列現象將矛盾的深層原因指向了“權金化”：一些地方部門與民爭利、官商勾結，嚴重侵害群眾利益；一些干部長期生活于官場“小圈子”，缺乏對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為、亂作為，將魚水關系變成了水火關系。

    其二，群體性事件之所以爆發，與領導干部作風有很大關系。

    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缺乏強有力的權力制約與監督機制，一些干部長期脫離群眾，漠視群眾呼聲，對群眾的呼聲麻木不仁，對群眾的疾苦不聞不問，積累、激化了社會矛盾。甕安事件是一個典型的因體制腐敗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因為它是由一個偶然性較大的小事件引發，由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及時的疏導，引發群眾的強烈不滿，導致多年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民怨從這一小切口噴出。仔細分析甕安事件的發生過程就會發現，在甕安事件的背后是當地干部經商辦企業現象的普遍化，是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國企改制中侵犯群眾利益等諸多問題的長期積累沉淀，是社會治安惡化、社會管理失控、公共服務缺失，更是黨群、干群、政民、警民關系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