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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1951年出生于上海。199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
記者:目前關于中國公務員多與少的爭論又起。有人說我國的財政供養人數與總人口之比已升至1:26,遠遠超過唐朝高宗時期官民之比的1:4323,清朝康熙時期的1:911,但另有些專家又指出中國的“官民比”并不高,遠低于美國的1:12。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王健:由于對公務員的定義不同,每個國家公務員的范圍不一樣,因而可比性也較差。美國公務員是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門所有工作人員;法國公務員是政府、公共機構、公立醫院工作人員、中小學教師;英國公務員是指非經選舉產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常任文官;日本公務員包含政府系統的公職人員、國會、法院、國立學校與醫院、國營單位所有人員。中國公務員狹義上是指各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數量為500萬人;廣義的公務員指各級行政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數量為1053萬人。國家公務員與總人口的“官民比”:美國1:12;法國1:12;日本1:28;英國1:125;中國狹義公務員的“官民比”為1:256,而廣義公務員的“官民比”為1:122。總體看來,中國政府公務員占總人口比例是相當低的,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與社會上流傳的“中國是世界上官民比例最高”的看法有顯著的差異。
另一方面,財政供養人員即最廣泛意義上的公務員,是可以進行國際比較的,而且財政供養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是考慮財政支出的、民眾真實負擔的、最具實際價值的“官民比例”。中國財政供養人員包括各級行政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及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其數量為4000多萬人,與總人口的比例為1:26,低于美國的1:12;法國的1:12;日本的1:23;英國的1:24。所以,中國的“官民比”居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平均水平之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造成的財政負擔沒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高,也不如有些學者和新聞媒體所認為的那樣高。
記者:中國公務員絕對數量不算多,財政供養人員的“官民比”也不高,那么,是否就說明中國公務員的規模適度了?
王健: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政府公務員絕對數量以及官民比的攀升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務員規模是否適度規模,不僅需要考慮“官民比”,而且要考慮公務員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公務員的行政效率,即考慮經濟因素。分析公務員適度規模的經濟因素的指標是:公務員人數與GDP的比例,即“單位GDP的公務員數量”。財政供養人員同GDP之比,中國39人/百萬美元GDP;美國為2.31人/百萬美元GDP;法國3.46人/百萬美元GDP;日本為1.38人/百萬美元GDP;英國1.58人/百萬美元GDP。按財政供養人員比較各國單位GDP的公務員數量,中國公務員數量是最多的。
記者:怎樣才能讓中國公務員達到適度規模?
王健: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政府層級多,管理幅度大,政府機構需要大量的公務員;政府職能轉變后,要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履行這些職能的部門需要更多的公務員;我國市場成熟度低于發達國家,政府培育市場和加強對市場的管理需要新的機構和人員;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政府管理專業化,處理政府事務需要更多掌握高新技術的專業人員\(如對網絡營銷管理和征稅需要掌握信息技術的新公務員\);政府管理體制還帶有傳統體制的弊端、部門之間職能交叉重復、政府機構增加容易收縮難、公務員規模擴張具有慣性;等等。這些都需要通過改革進行調整,因此,中國政府公務員形成適度規模必然是個漸進的過程。
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政府機構改革要遵循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可以預期,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我國公務員規模過大的問題會得到有效的緩解,經過努力逐步達到適度規模。這個適度規模,就是一個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的規模。（張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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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admin）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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