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時評：公務員改制將走向何方,這是一個問題

　　據7月22日《揚子晚報》報道稱，從本月起，揚州在江蘇省率先全面試行“政府雇員制度”。凡是需要“政府雇員”的部門、單位，都可提出申請，預計下半年產生的“政府雇員”不超10名。而被錄用者將簽1-3年的合同，最高拿14萬甚至更高的年薪；不是公務員，但像公務員一樣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并占政府部門編制。對此，有關專家表示，人數雖少，卻是真正意義上的“政府雇員”。作為政府機關選人用人的新模式，“政府雇員”有助于改善機關公務員的人才結構，正成為一種趨勢而走向常態化。
　　眾所周知，此前吉林、上海、杭州、深圳等地都已推出了類似的政府雇員制度。而江蘇省人事部門之前也曾表示要開展有關調研，但隨后即予以否認不提。經一番撲朔迷離之后，或許以此次揚州率先全面試行為契機，這被視作“有助于改善機關公務員人才結構”的新模式將屆時進入江蘇省公務員改制的視野。

　　當然，我們也不難想象，隨著更多省份及城市投身于其中，政府雇員制勢必將在全國各地呈現陸續推行的態勢。一定意義上來說，筆者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不少國家先前的實踐經驗已證明了政府雇員制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在英國、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國家中有20%的政府崗位是臨時政府雇員，鄰邦日本的政府人員構成中也有11.9%的人屬于雇員。事實證明，它能有效地改善了機關公務員的人才結構，吸納更多有特定專業才能的人走進公務員隊伍，從而提高政府自身的行政效能和為公眾服務的實際水平。另一方面，對我國而言除了當下實踐層面的借鑒意義，伴隨著該項制度在本土的扎根生長，它同時也將會帶給我們制度層面的啟示，對于我們進一步推進公務員制度改革或是深化關系全局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會是大有裨益的。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有必要看到，這種以政府雇員制為方向的公務員改制之路，即使在高歌推進，實則并不順暢，至少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既然揚州相關舉措被有關專家們視為是真正意義上在招錄“政府雇員”，那么，我們不妨以之為我國現行雇員制的“典型形態”或稱“通用模式”。然而，如若略加剖析就不難發現，即便是它，其實存在著再明顯不過的問題，或者說是“通病”。

　　比如，招錄人員薪金多少的待遇問題雖極具眼球效應，各地也屢每打出這張牌，但實質上它是個無關緊要的皮毛問題。換言之，時下公務員改制亟待解決的，不是相關人員待遇幾何的私人問題，而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其待遇收入透明性以及來源合法性的公眾議題。再比如聲稱相關人員“不是公務員，但像公務員一樣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并占政府部門編制”，這點更難說成是——真正意義上在招錄“政府雇員”，質言之，它其實更像是某種進化不完全的“四不像”雜合形態，跟不占編制的地區相比也毫無先進性可言。不言自明的是，在制度層面或規避或欠缺的它，也將隨之帶來不少新難題。

　　較為突出者是，一則若不以政府機構的精簡為必要前提，將中國人民大學行政法專家毛壽龍先生所斷言，它的確很有可能淪為變相增加人員之舉，即以一種新的、隱性方式造成政府機構臃腫、膨脹。二則相關人員身份權責不明確，聘用、考核、晉升等權利環節將很難合乎科學標準和程序，某種意義上來看，這無非就是在我們原本就混亂的公務員體制構架上繼續胡搭亂建。這兩點非杭州獨有，只是它表現得更為典型罷了。很顯然，被我們視作萬能的政府雇員制，能否支撐起公務員改制的宏大工程，我們公務員改制的方向究竟又何在，這些是不容被表面樂觀景象遮蔽的深層疑問。

　　事實上，單純的政府雇員制和我們需要進行的公務員改制之間，固然具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但終究還是兩碼事，政府雇員充其量也并不能構成我們制公務員改制的方向。或許我們不該漠視這個不爭的基本事實：政府雇員制只是其它國家現行公務員制度衍生的一種調整措施，它的實行要以基本健全的公務員制度為前提，而不是本末倒置成為其前提。換句話說，其公務員實質上都是我們眼中的政府雇員或者更不“正規”，而在無根本制度規約的前提下，我們的政府雇員端詳起來，反倒更像我們自己正而八經的公務員。這或許不算是雇員制自身的弊端，但被拿來的它，無疑是在做著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情，說得更悲觀一點，或許以失敗而告終是近乎必然的。

　　倘若真是要厲行公務員改制的話，筆者認為，或許我們不妨參照一下多數公眾拋出良久的否定性觀點：它從來都不應是政府機構一手包辦的事情，也不是一群公務員制定規則自我保鮮，甚或只是戴上更具淺薄公眾效應的在編與否“行頭”。面對這些，政府雇員制估計只能“失語”了。不管何去何從，毋庸置疑的一點是，在政府雇員制推行開來的今天，公務員改制走向何方，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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