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濤：公務員叛逃入刑需追逃與監督跟進

　　2月23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九次會議召開，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第三次審議。草案中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月23日人民網)

　　公務員叛逃入刑，這個應該有。人們自然想到，最近在網上很熱的一則新聞，國家級貧困縣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經濟建設股股長李華波，利用職務之便，與當地信用社主任勾結，采取私刻公章等手段，從財政專項賬戶上套取資金近億元后出逃境外。公務員叛逃入刑，既細化了公務員叛逃的刑事法律責任，又成為對外逃者的墊底懲罰之舉，震懾外逃貪官，非常及時和必要。

　　貪官外逃早已不是新聞了。究竟有多少中國貪官在逃，他們帶走了多少錢款，這似乎一直是個謎。 據商務部早些時候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近三十年來，外逃官員數量約為四千人，攜走資金約五百多億美元。這些外逃貪官不差錢，多數選擇歐美發達國家藏匿。而通過雙邊司法協助、國際刑警組織等手段遣返外逃貪官并追回財產的只有很小一部分。由此聯想到溫州鹿城原區委書記楊湘洪，人稱“楊跑跑”。盡管常有媒體報道外逃貪官在異國他鄉混得很差，光景慘淡，但他們滿載而“跑”的可都是真金白銀，巨額財產足以讓他們住有其房，老有所養。與其他外逃貪官一樣，“楊跑跑”早就帶出去的銀子也足以讓他不想家，溫州市派人苦口婆心、好說歹說也沒能讓他踏上回家之路。公務員叛逃入刑，固然很好，然而，外逃貪官抓不回來，如何治罪？有人建議搞“缺席審判”，讓外逃貪官一邊在國外打著高爾夫，一邊看“主角未到”的審判直播，有何意義？

　　公務員叛逃入刑更需追逃與監督跟進。追逃貪官的天網日益收緊，外逃貪官的生存空間就會越來越小。隨著跨國實施貪污賄賂犯罪新格局的出現，中外聯手肅貪正成為一種必然。原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登舉曾說：“對于那些仍然抱有僥幸心理、繼續潛逃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無論他們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將其抓獲歸案，繩之以法！”人們期待看到更多的外逃貪官“戴著手銬回來，吞下去的吐出來”。針對“裸官”的出現，深圳在全國率先規定，“裸官”者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為了防止“裸官”外逃，廣東省委組織部規定省管干部上任前需報告家屬情況。去年4月，中央審議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這無疑是從源頭是預防腐敗、制約“祼官”的務實之舉。

　　防范“祼官”與遏制貪官外逃還需更多的機制來積極應對。“楊跑跑事件”發生后，溫州機關單位掀起一場收護照的運動。“收護照運動”只是權宜之策，應創新制度，制約重權官員的權力，官員財產情況和重大事項必須申報和公布。盯牢重點行業和領域，把好大額資金流出關口。加大對金融、海關以及財政部門、基金組織的監督力度。反腐部門應高度關注重點領域、重點官員的腐敗跡象和征兆，防止重大資金非法外流的發生。同時，應全面推行公務員財產及子女配偶從業、移居國（境）外的申報和公示制度，創造條件接受社會監督。只有讓公權力陽光運作，官員信息公開透明，才能使官員不想貪、不能貪、不敢貪，貪了也插翅難飛。這也應該是公務員叛逃入刑的原旨與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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