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有多少賠償可以重來

　　近一年前，藥家鑫案帶來的一片火氣與喧囂，似乎應該隨著藥家鑫伏法塵埃落定了。但事情卻像是在以此為原點，被置身事中與事外的人，漸漸擴大成一個圓——藥家鑫身后，媒體記者探訪藥家，抽絲剝繭得出的規矩、內向的藥家印象，不僅令輿論大嘩，也讓藥父訴藥家鑫案原告代理人張顯侵犯名譽權案，成為關注焦點。而在受害人張妙家人明確表態“不要賠償但求死刑”之后，態度卻又突然反轉，令輿論再起喧囂。

　　2011年，藥家鑫之父藥慶衛曾欲贈送被害人張妙家屬20萬元被拒。2012年2月7日，張家表示愿意接受20萬元贈款，并于8日前往藥家索取。張家稱現在要錢是因為無法支付張妙母親的醫藥費。對此，藥慶衛稱“20萬贈金是借的已歸還，對方既已拒絕，我也沒有義務再給。”(2月8日《新京報》)

　　說出口的話，潑出門的水。盡管時隔已有一年，但張妙家人嚴詞拒絕藥家賠償的慷慨表達，依然言猶在耳：“藥家鑫父母對我們淡漠無情，但我們還是考慮到對方的未來，我們自愿放棄法院所判給我們的民事賠償，留給藥家鑫父母養老。”“我們想對藥家鑫父母說，我們農村人并不難纏!你們應該低下你們高昂的頭!”這番話，被很多人解讀成張妙家人要求藥家鑫必死的理由，當然也是人們反諷藥家鑫刺死張妙的原因——農村人其實并不難纏。

　　最終，藥家失去了兒子，張家則不僅失去了女兒，也因拒絕沒能獲得應得的法治賠償。這場博弈中，誰都不是贏家。如今，張家因生活困難，重議舊題，而藥家則對此表態“對方既已拒絕，我也沒有義務再給”，雙方各有理由，而圍觀之力，則再度卷起那扇掀起輿論風暴的蝴蝶之翼。

　　有多少賠償可以重來?藥父到底該不該把20萬賠償二度踐行?很多人認為，既然張家已經明確拒絕“賠償買命”，那么在藥家鑫伏法之后，就不該再討賠償。但法律自有法律的判斷，嚴懲兇手與獲取法治賠償，從來都不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關系。張家自可認為拒絕賠償，就可換來“殺人償命”，但司法其實已經給出了賠償與懲兇可兼得的答案。張家貿然放棄法院判給的賠償，或許獲得了輿論贊譽，但也未嘗不是一種草莽思維——如今張家因拒絕合理賠償家庭陷入困難便是反證。而藥父主動提出賠償20萬，固然是為了以賠償換取減罪，但沒有張家諒解，無法洗罪，賠償契約只能就此終止。就此，張家與藥家在法治上，理應再無瓜葛。

　　但張家有底層人拒賠后的經濟困境，藥家也有契約終止后不再履行合同的理由。雙方各有道理，倘若協商不成，司法恐怕只能成為最后訴求。而這件事最讓人不能釋懷之處，恐怕還并非法治，而是更多民間約定俗成的范疇，比如承諾、信用、道義、情理、救濟，這些，遠不是一紙法律文書能夠解決的問題。

　　藥家鑫案固然會被寫進歷史，但由藥案發散開來的諸多事件，也讓人看到，在這場沒有贏家的博弈中，讓備受傷害的雙方找到共同的利益通途，卻成為一件越來越艱難的事。對張、藥兩家而言，用誠心獲取善意，用情理道義達成諒解，是需要跨出的艱難一步;而對整個社會而言，如何通過法治、經濟、道德等多層面的救濟，讓雙方共贏;如何在這場充滿喧囂的輿論戰爭中，讓人們忘記仇恨、反思暴力，找到善的力量與情理的出口，恐怕更應順延“有多少賠償可以重來”的爭議，為人們所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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