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壽起步年齡70歲”：管得太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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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四川通江縣公布了一則《關于進一步規范國家公職人員和群眾操辦酒席的通知》，除了對公職人員辦酒席進行規范外，還規定農村和城鎮居民只允許操辦婚嫁酒、喪事酒和壽酒等三類酒席。消息一出，引來網友熱議。

　　當地政府的初衷自然是好的。大擺筵席，助長了奢靡浪費之風，政府部門加以正確引導，實屬必要。然而，老人年滿70周歲及以上才能每隔十年辦一次壽酒;操辦酒席必須提前出示相關證明，到轄區村或社區申報備案;未經申報批準的一律視為違規操辦酒席……這樣的規定，除了經辦方是村委會或社區，看上去如同行政審批。

　　盡管該縣回應稱，通知的出臺是建立在當地的具體縣情上，也是老百姓的希望，但仍然難以回避“管得太寬”的議論。

　　政府部門可不可以干預民間習俗，能不能動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資源加以管控?類似的做法，不是沒有地方試過，但效果并不好。比如湖北襄陽某村就曾下發“管理辦法”，規定普通職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煙不得超過2元/盒，喝酒不得超過20元/瓶，違者罰款，引來一片惡評。事實證明，即便是以鄉規民約的形式約束社會風氣，也要注意“姿態”和“尺度”問題：是強力推行還是有序引導，是一棍子打死還是實事求是?把握不好這樣的尺度，就很可能既達不到倡導新風的效果，更會引來群眾的怨言。

　　對于民間的攀比浪費之風，除了行政強制，有沒有更好對策?最近幾年，社會輿論對面子心理和浪費之風的反思一直在深化，“光盤行動”這樣的民間自發之舉也產生了廣泛影響。讓社會自身去培育糾錯機制和向善自覺，恐怕比一個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來得更為妥帖。另一方面，我們常常說“以黨風政風帶動社風民風”，這可不是一句空話。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傳統就是“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為政者對社會風氣起著率先垂范的引領作用。就目前來看，通過涵養崇清尚儉、不慕虛榮的黨風政風來帶動社會風氣轉向，恐怕才是政府形塑社會風氣的合理方式。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

　　解決問題之道，不僅僅只有“政府管起來”這一種。碰上任何問題都要“管起來”，結果很可能是越俎代庖，費力不討好。什么時候該管得松一些、少一些，什么領域該管得嚴一些、多一些?至少應該遵循“法無禁止皆可為”的法治原則，應該符合社會基本預期、契合社會價值共識。唯有找到了方法、掌握了尺度、劃清了邊界，政府、社會與公眾才能各安其位，在相互促進中共同移風易俗。

　　事實上，移風易俗決非只有“禁”和“罰”一條路。前不久還有消息說，天津某地居民如果喪事從簡，政府將給予資金獎勵。這是不是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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