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倫理困境不該無解

　　鯨魚集體自殺之謎，至今困擾動物學家。動物無法和人類用語言交流，它們為什么會想不開，選擇自殺，給我們留下太多的難解之謎。人是社會動物，人可以通過語言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動。不少選擇自殺的人會把尋短見的緣由留給世人。當代社會，自殺的低齡化現象也不容忽視。有的孩子，因為爺爺奶奶沒有滿足討要零花錢的要求，結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孩子遷怒于人父母，用暴力手段殺害雙親。還有的孩子，因為覺得活著無趣，選擇自殺；有的學生因為功課壓力選擇自殺。每一起類似悲劇事件的發生，都在拷問我們的教育倫理，甚至讓整個教育界成為被譴責的對象。最近的類似事件，也不例外。

　　“老師我做不到，跳樓時我好幾次都縮回來了。”10月30日，四川成都師范附屬小學五年級的10歲男孩軍軍（化名），在課本上留下這句遺言后，從30層高的樓上跳下。事發前，語文老師曾因軍軍不遵守會場紀律批評了他。1日上午，語文老師見到孩子的遺體后暈了過去。”（《北京青年報》11月2日報道）

　　10歲的孩子，按說經歷了三年幼兒園教育、一年學前班教育、兩年多的小學教育，在六年多的幼兒園、學校階段，想必也淘氣過，老師們也該批評過他。至于為什么這次老師的批評，竟然讓他走上了絕路。罰站，美國小學課堂也有類似的Time-out懲罰性措施，按說并不出格；寫檢討，可能是字數多了。二選一的懲罰，這種自選式的懲罰，表明當事老師的做法符合教育倫理，體現了課堂教育的人性化。這個孩子的跳樓，不僅給自己的家庭帶來災難性的打擊，也給任課老師和學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相信任何一個老師看到這個新聞，都該繃緊神經，思量自己在以后的課堂上，還敢不敢批評學生。一旦再有前赴后繼者，自己豈不是千古罪人了嗎？

　　人是社會動物，但人是從動物人逐漸過渡到社會動物的。這個過渡期相對漫長，每一個階段都離不開家長、學校、社會的教育。一個從不受到約束和懲罰的孩子，必然不是一個合法的社會人，因為社會是個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里每個人必須讓渡自己的某些自由和權利。遵守課堂紀律和遵守社會規則沒有區別，違反了受到警告、懲罰，也是育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要實現育人的效果，必須賦予教師相應的權利。具體來說，老師在課堂上享有批評權，對于遲到、早退和干擾課堂秩序的行為，批評學生是老師的職責。相反，對于學生違反紀律不管不問的老師，反而應受到倫理的質問。現在，軍軍這個孩子“忍受”不了老師的懲罰，選擇了自殺。家長的維權、輿論的不滿和學校的尷尬，相信會讓當事老師感到巨大的恐懼。這種恐懼，會傳導給整個教育界。如果片面強調學生的生命權，兩權相遇取其重，無疑逼著教師群體放棄自己的批評權。這樣，任何一個學生都可能因不愿完成老師的課程要求以死相威脅。對此，網友紛紛假設：“我也不想做作業，寫不出，老師叫我做作業，我也好想跳樓；我也做不到。好幾次想吞藥，可是都縮回來了。化學實驗真的很難，老師！”類似的尷尬，筆者也曾遇到過。上學期的新聞評論課，要求學生發表作品。當時也有學生威脅我要跳樓，我沒有退縮；好在學生只是威脅的話，沒有釀出人命案。現在想想，真的感謝我的學生沒有讓自己的老師陷入困境，沒有因為一點挫折獻出自己的生命。

　　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太多的家庭“小皇帝”；家長對孩子不忍心批評；孩子的任性得到強化，孩子的心理過于脆弱，學校教育的風險在增加。問題在于，如果我們的孩子不知道這個世界會有很多麻煩，自己必須面對許多困難和挫折，動輒以死相逼，教育機構再不履行教育的義務，中華民族的未來豈能光明？老師能不能、該不該批評學生，教育的這個倫理困境問題，不該繼續無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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