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寫陜北”的思考

　　2010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延安愛情》；事隔3年，再次出版了關于陜北題材的長篇小說《陜北紅事》。3年前，我為一家報紙寫的創作談是“我為什么抒寫延安”，暢談了寫作《延安愛情》的感想；三年后，“我為什么再次抒寫陜北”的題目，仿佛自由地呼吸一樣，在這個安靜的凌晨，那樣如此自然地浮現出來，沒有任何的磕絆。

　　是呀，我為什么要再次抒寫陜北這片豐厚的土地？

　　2010年的秋季，就在我剛剛出版《延安愛情》之后4個月，作為中國作家協會首批“定點深入生活”的作家，我開始了在陜北十幾個縣、鄉、村的采風漫游。如今回想起來，在那段時間里，我幾乎每天都處在激動、感動之中，眼前飛過的一只鳥，似乎都能在我心中激蕩起創作的浪花；一陣風吹過，眼前眾多的草木，忽然都變成了小說里的人物，正在向我娓娓講述著他們的故事。

　　我的心中充滿著創作的沖動，但我抑制著這種沖動，時刻提醒自己要冷靜下來，要冷靜地看待眼前這些“活蹦亂跳”的人物。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我除了心中已經有了這部書的書名《陜北紅事》之外，還沒有找到更加準確的表現方式，或者說“敘述姿態”和“講述腔調”。當然，這部書的大方向是明確的，那就是——“紅色敘事陌生化”。我努力地想要使這種“陌生”全方位地呈現，比如敘事視角、敘述風格、敘事內容……但是，在創作的激動中，卻是缺乏“飛來之筆”，缺乏進入“陌生化”的那條逼真的路徑。就像許多寫作者，在寫作一部小說時，糾纏于那“第一句話”。只要找到了那“第一句話”的感覺，其實就找到了“講話的腔調”。

　　就在這時，生活賜予了我靈感。讓我找到了“再次抒寫陜北”的除了內心感動之外的“技術感動”。

　　我認識了臨時接送我的一位青年司機。第一次見面，在聊天中他就告訴我，他這個月埋了5個人。我不清楚“埋”的含義，他急切地解釋，就是埋死人呀。隨后我看到了他隨身攜帶的書包里的東西，有羅盤、毛筆、墨盒、黃色宣紙，還有“驅鬼”的大銅鈴。后來我看見他當場給人寫“祛除病魔”的條幅，一手展開巴掌寬的黃色宣紙，另一只手握著小楷毛筆，筆走龍飛，字體優美漂亮。當時我非常詫異，覺得一個開車的司機，居然業余時間還搞這個“深奧”的名堂，當然也以為他不會有什么大文化。沒想到他竟然是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以前還是一位醫生。

　　撲面而來的這些真實的小事，極大地觸動了我的創作神經。那天晚上我徹夜未眠，有幾個詞匯奮不顧身地沖到我的眼前，并且閃亮地跳動著——民俗、傳奇、口傳、神話、奇幻……我翻身下床，激動得更是無法入眠，在屋子里踱步到黎明。那一刻，我決定將《陜北紅事》的抒寫，與這幾個詞匯緊密相連，打破過去人們對“紅色敘事”的傳統認知、定位以及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從而達到我寫作“紅色故事”的初衷，那就是“陌生化”，想找出有別于其它故事的不一樣的東西來。

　　抒寫發生在陜北的“紅事”，非常具備“陌生化”的特質。因為在陜北這片歷史積淀豐厚的土地上，在眾多北方少數民族構建的游牧文化和漢民族的農耕文明相結合的基礎上，曾經誕生了許多歷史和生活的奇跡——當然也包括“紅色奇跡”。如此，作家更應該打破常規，選擇與之適合的講述方式，來講述陜北故事。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創作前的思考和布局，所以我在接下來的寫作中，有了寫作的方向，盡可能地發揮我采掘到的素材優長，讓傳奇、民俗、神話、口傳等元素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讓紅色敘事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更加令人可信的“陌生”。

　　我再次以長篇小說的形式來抒寫陜北，除了想要抒發在陜北深入生活期間的內心感受，想要表現紅色歷史時期生活在黃土地上的普通人的歷史命運，想要表現普通革命者的人生理想和生命追求……之外，還在于想要讓“紅色敘事”在“敘述腔調”上發出不一樣的聲音，讓閱讀者感到不一樣的真實的感人的“紅色故事”。我知道這很難，但已經走出這一步，我會努力走好，將“再次抒寫陜北”表現出更廣闊的新意。

　　《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06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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