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漫與約束

原標題：散漫與約束（作家論苑）

　　1963年，海峽兩岸兩位作家老舍和余光中關于散文分別說過這樣兩段話，“我想會有那么一天，我們的文化普遍提高，人人都能出口成章，把口中說的寫下來，就是好散文。”“我們用二三流的散文談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說，復用七八流的散文訓話。”兩位作家的文章題目既扣主題又很有趣，《散文重要》，《剪掉散文的辮子》。散文家族龐大，寬厚大度，海量包容。體裁繁多，風格各異正是散文力量之所在。我國古代散文的文體分類，源遠流長，其間經歷了由簡到繁，又由博到約的過程，最多時曾將散文分為一百多類。由于植根于悠久而優秀的歷史傳統，再兼之國外的推動或說橫向引進的影響，五四新文學在最初的發展中，散文取得的成績無疑是在小說、詩歌、戲劇之上的。用一位學者20多年前的點評，現代散文嶄露頭角時便已是一位成年人。

　　如今圖書市場上散文作品的繁榮自不待言，用途廣，與生活聯系密切，而且生性少拘束，無需刻意加工，自然受到創作者和讀者的青睞。兼收并蓄使得散文隊伍借助現代傳播手段不斷壯大，正如王佐良的樂觀預計，“看來口頭、筆頭、書本氣、電聲化、群眾愛好、個人趣味等等會并存一個時期，各自發展下去，不斷開拓新的領域。”

　　易學難工，木秀于林，散文的寫和讀同時最大范圍地暴露在功名利祿的侵襲下，被剝蝕得遍體鱗傷，苦不堪言。充分構思，精心安排的推敲和思量愈來愈少，超凡脫俗，出神入化的品格和魅力越發難尋。代之以瑣碎絮叨，淺薄無聊，故作高深，掩飾無知，裝扮偉岸，附庸風雅，俯拾皆是，不加選擇，堆砌其中的脂粉氣，裹藏于內的市儈氣，不一而足。你不能不佩服一些人的精明，市場看好什么，國際流行什么，形勢要求什么，全在他們的胸中，森羅萬象，吐納自由，好不自在。剛剛對自己的文章被砍得“不成樣子”發完牢騷，掉過頭來便追風逐利，迎合時尚，一而再，再而三地“拼接”個人作品，同時又贊嘆起出版方眼光之獨到高明。每本集子前言后記、提要宣傳，都有千萬種理由，不愁不讓讀者動情愛憐。林林總總，花花綠綠的新作選集，大多是缺乏新意的重復出版，作者、印行者都把“編排”藝術做到了極致。顛來覆去的幾道菜，藏頭裹尾，層層包裝，只能糊弄一時一地，長此以往，敗壞了讀者的胃口，最終必然令人嗤之以鼻，過量生產，速生速朽，了無痕跡甚至留下惡名。

　　也許有人會反駁，快節奏高效率的現代生活喜歡散文直接切入主題，不枝不蔓，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已是明日黃花。其實不管外在環境如何紛紜，錘煉自己的內心，抱持可貴的敬意和誠心，把好奇、執著和關懷盡量結合得緊些，再緊些，總歸是為文創作的正途。沒有深切的情感和獨到的見識，寫出文章來肯定匱乏新穎有趣的東西。最好不率爾操觚，茍且下筆，個人省點紙墨精神，社會免得災梨禍棗。沒有強烈的創作沖動和沉潛琢磨，切莫拉開架勢，嘩眾取寵，假模假式地擺布炫弄自己。突出的一例即是，大量游記探訪文章充水勾兌得如同腫脹的旅游說明書。放任自流的鼓噪聲里，鋪天蓋地的捧殺式批評中，回味紀律和責任的意義尤為重要。

　　文學的紀律是內在的節制，文學之所以重紀律，為的是要求文學的健康。梁實秋提出的觀點曾被認定為文化精英主義，我們認為貼近平民百姓和生活實際與之并不相悖。“文學的力量，不在于開擴，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縱，而在于節制。”情感和想象，同樣離不開理性的駕馭。反之，下筆千言，離題萬里，思維喪失了活力和彈性，語言沒有了敏銳和靈性，紳士氣才子氣甚至流氓氣肆虐橫行，粗鄙虛浮之文遍地，文質彬彬之作只好逃遁隱身。

　　俗套陳言味同嚼蠟，故弄玄虛浪得名聲，堂而皇之地兜售貨不真價不實的假冒偽劣作品，中飽私囊者令人作嘔。面對智者先賢、佳作名篇，他們竟也不知汗顏。我們應該大聲疾呼，不在乎能寫多少，而在乎能把多少不寫出來；放縱地跑馬占荒盡量少一些，節制地精雕細刻盡量多一點。巴金在《隨想錄》第四集《病中集》后記中披露自己的座右銘，是一帖文壇的清醒劑，“‘決不舞文弄墨、盜名欺世’。不管寫什么長短文章，我時時記住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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