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藍縷,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走進新時代

　　從“姓資姓社”的爭論，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篳路藍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面深化推進，邁向了新的歷史起點。

　　曾記否，社會主義開始誕生便“天生不足”，隨后與資本主義較量中潮起潮落，“現實的社會主義”一度在理想和現實之間面臨兩難境地。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應該從成熟的資本主義母腹中分娩出來，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產物，換句話說，要使社會主義實現自然過渡，就必須按照未來發展的要求，在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方面達到成熟狀態。而事實上，20世紀社會主義的實踐與馬克思預言的歷史運動規律卻是相悖的：“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不成熟的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轉變的。社會主義勝利的第一站是在俄國，當時俄國是一個農民占優勢的國家，只有若干工業發展，對經濟進行計劃管理的文化和組織條件都很貧乏，但就是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意義上不夠格搞社會主義的國家，使社會主義成為了現實。隨后，在社會主義向東歐及亞非國家擴展的過程中，多數場合，共產黨都是在經濟極其落后的條件下取得政權的。

　　于是，各種困惑紛至沓來：“現實的社會主義”到底對馬克思主義的背棄，還是本身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某種歷史必然性？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最終會走向何方？

　　俄國國內戰爭結束后，列寧改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實行新經濟政策，恢復市場和商品生產，這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首次碰撞。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并不改變工人國家的實質，然而卻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指出新經濟政策是退向國家調節商業的國家資本主義，退卻不過是迂回曲折，是為了重新轉入進攻。因此，他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了三年之后就說停止退卻的時間已經不太遠了。在列寧“退卻”思想的影響下，當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綱領性文件都把對市場機制的任何利用看成是暫時的讓步，并把這種讓步認為是社會經濟條件不成熟情況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列寧逝世三年后，蘇共內部發生了托洛斯基等和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之間的爭論，隨后又有斯大林和布哈林之爭。斯大林在取得論戰的勝利后，蘇聯就順利地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商品和貨幣問題上，斯大林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價值規律只在個人消費品領域中起調節作用，在生產中起作用的主要是計劃的規律。在斯大林社會主義制度的商品生產模式下，社會主義制度和商品生產表現出了相容性。

　　我們注意到，“現實的社會主義”曾普遍存在的一種市場社會主義改革傾向。波蘭的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為了應對米塞斯和哈耶克關于社會主義將缺乏資本主義生產效率的挑戰，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的“蘭格模式”，用以表明：市場社會主義能夠具有和資本主義一樣的配置效率。20世紀50年代初期斯大林和鐵托決裂之后，南斯拉夫率先將市場社會主義思想應用到經濟組織實踐中，并且找到了自治的馬克思主義依據：社會主義是一種把生產資料置于“聯合的直接生產者”控制之下的制度，自治經濟單位必須是自主的。這樣，南斯拉夫引入了市場協調體制，在產品市場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企圖建立完全的市場社會主義。然而，南斯拉夫“盲目冒進”的改革，實際上又走了極端，即從起先片面的行政體制轉向完全把計劃排除在生產領域之外的另一種片面性，最終導致了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的夢想的破滅。另一個典型的市場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匈牙利改革，其主要特征是要建立一種新經濟機制。但是，在后來的運作中，新經濟機制還是出現了偏離，市場式的組織不是在宏觀層次上與計劃相互作用，而是在大體上被作為計劃的工具來使用，以致出現了許多環節的缺失而葬送了改革。

　　應該說，不管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還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模式，以及東歐各國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都表明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走向容通、尋求同一的歷史趨勢。而泱泱中國，正全面建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成功注解了社會主義市場化走向的歷史必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領導我們黨重新認識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并在理論和實踐上探索新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針對計劃和市場的問題，鄧小平作了多次闡述，特別是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種思想避開了社會主義姓“社”姓“資”的爭論桎梏，突破了傳統意義上把計劃和市場意識形態化的認識誤區，對于社會主義市場取向的改革道路至關重要。尤其在于，鄧小平把生產力的標準提到了核心位置，生產力標準以及做出進一步解釋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恰恰是馬克思唯物史觀中最根本的思想，這是唯一正確的認識路線。

　　以國家的推動為主導，國家自上而下與民間市場因素自下而上的推動相結合，構成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主要特點。這種相結合的特色形式突出地表現在三方面。其一，雙軌制，即通過行政手段配置資源與市場配置資源兩種機制并存的體制，有效結合國家和市場的兩種推動力量。雙軌制從價格領域，逐步推廣到外貿體制改革、就業體制改革、所有制結構改革、住房體制改革等領域，可以說，通過雙軌制過渡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種基本方式。其二，改革從體制外向體制內逐步推進。我們的改革首先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隨后有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在對外開放中又形成了一批非國有企業的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非國有企業的迅速發展，催生了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帶動了經濟的強勁增長，同時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了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環境，為國有經濟提供了適應市場經濟的“行為示范”。其三，有計劃地、逐步建立初步的市場經濟體系。像中國改革一直的漸進路線一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成長之路也是有序、先后推進的。沿海地區的市場要素較之內地要多，并且同世界市場的對接也更為便利，所以在沿海地區最先建立的初步的市場體系。然后“由點帶面”、“由東向西”逐步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沿江沿邊——內地的開放格局。

　　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也產生了消極效果，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上的繁榮發展事實已經表明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相容性，也表明了在中國現存的生產力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合理性與必要性。

　　今天，如果說，上海自貿區揭開了中國改革4.0版的序幕，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深化改革篇章無疑再次讓全世界矚目——全會繪制出更加清晰的改革“路線圖”，提出了更加明確的“時間表”，為改革勾畫出新的藍圖，開啟了深化改革的一個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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