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限禮＂是可貴的＂民風自治＂

　　近日，貴陽一家有上千名員工的公司出規定，員工辦酒，同事隨禮不得超過100元，入職不到一年的新員工，可以不隨禮。這一規定試行半月后，有人拍手贊成，也有人抱怨。（11月22日《貴陽晚報》）

　　長期以來，送禮之風愈演愈烈，從中央到地方都三令五申嚴禁送禮風，但大都是針對黨員干部而言，而民間的“禁令”卻難受制約。在此語境下，貴陽的這家公司的限制送禮最高標準有著積極意義。

　　按說，送禮乃“禮尚往來”，一來一往間蘊含著情誼，在最初的送禮起源萌發期還有著湊份子彼此扶貧濟困之意，是值得推崇的。只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送禮也日漸演變成斂財的手段，有點變味了。雖說民間的送禮，大都是彼此間的趕人情，但名目越來越多，數額越來越高，日漸成了一種人情負擔，也需要予以遏制或改變。話雖如此，大多止于呼吁階段，鮮有實質性改變。

　　如果從法律角度看，該公司似乎無權干涉私情送禮之風，出臺的《婚喪嫁娶管理辦法》也就似乎太過苛刻，但由于是在經過幾十次座談、修改的基礎上制定的，因此也是順應“民意”的，大多數員工是支持的。雖有少數員工感覺以前送出的禮數難以收回“吃虧”了，但從長遠來看還是受惠的。

　　這種一個公司自己作出“地方政策”的限制送禮的風氣值得推廣。如果有更多的這類“民間自治”，成為燎原之勢就會營造更大的氣候，讓移風易俗厲行節儉之風盛行，與國家提倡的轉變作風相呼應，何愁風氣不變好？希望這樣的“局部”自治越來越多，最終串聯成全部的好風尚。

　　前不久的國慶、中秋節，在中央到地方有關部門的政策遏制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的種種節日種種送禮風又是否還會抬頭呢？別忘了，除了上級部門發文干預外，社會各民間企業團體群眾社團也可自發起來遏制攀高的送禮風，減輕“紅色炸彈”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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