匱乏年代的非主流時尚

　　新華社近期播發了22年前穿短裙的年輕女子的新聞照片，當事人在大連現身。該報道試圖透過一名時尚女子的人生故事，來揭示改革開放對國人的積極影響。如果把時間和地點轉換至上世紀60～70年代的廣東，更會發現匱乏年代普通中國民眾的日常著裝，存在著一股非主流時尚。

　　“文革”時期，國人日常著裝的外在限定性條件主要有：經濟匱乏、政治規訓和道德懲戒。物質匱乏導致著裝的貧困化和單一化，加上政治干預，民眾在著裝方面只能發掘自身智慧和想象力，表現出一種直面匱乏的生存性應對。

　　筆者的一位調查對象“文革”時是廣州某汽車維修廠鉗工，他1976年夏結婚當天，由于接完新娘回到家后覺得很熱，順手脫掉了外套，露出了那件只有衣領沒有衣袖的半身恤衫，親友為此都笑了，新娘因此哭著不肯入洞房，他當時既尷尬又狼狽。

　　當時，普通居民既要經濟，又要夠氣派，只好發明了“領衣”——又稱“節約領”，除了領子外，還有兩個布帶套住臂膀，防止假領子竄出來穿幫。“領衣”流行于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它有三大實際功能：首先，省布、好洗、干凈，衣領能熨燙。其次，穿起外套時挺括的領子便會露出來，比較時尚。當時城里男青年的經典穿著是在手織毛衣里配上純色假領子，女青年則會選擇小花布做成的假領子。最后，“領衣”有助于建構特定情境中的自我認同，塑造依附于特定社會情境的自尊。

　　計劃經濟年代，廣東地區最典型的服裝創新案例還有“孖煙囪”：當時規定購買汗巾（手帕）并不需要布票，聰明的主婦就將幾條汗巾縫在一起，做成一條“孖煙囪”底褲。由于汗巾比較透明，這種特殊的“孖煙囪”底褲一般做給小孩外穿，而大人即便穿，也是當作內褲。

　　數量詞二、兩、雙在廣州口語中稱“孖”，而“孖煙囪”在廣州話中一是指小孩子臉上的兩行鼻涕，一是指男人的平角的、寬松的內褲。廣東民眾也把那些褲管沒那么闊的褲子，叫作“孖煙筒”。同屬著裝創新與發明，如果說“領衣”主要代表著一種智慧和狡黠，那“孖煙囪”則蘊含著幽默和樂觀。

　　“領衣”和“孖煙囪”之外還有“麻袋衫”。“文革”時期中山市石岐某小學的一位校長，看到廣東一些地區的鄉鎮干部從生產隊“借到”許多麻袋，將麻袋拆開，縫制成一種“獨領風騷”的“麻袋衫”。當時，群眾生活十分困難，有些干部因為布料不足，就穿“麻袋衫”，顏色就是麻袋色,唐裝款式，腰間有兩個口袋。其實，當時只有干部才有條件穿“麻袋衫”。

　　不過，也有搬運工穿著“麻袋衫”，它體現的同樣是物質短缺情況下普通個體有限的變通和轉圜。“麻袋衫”的案例表明：首先，它是“文革”時期鄉鎮干部對抗物質匱乏尤其是布料供應短缺的一種權宜之計。其次，“麻袋衫”是體現“鎮級和大隊級干部”的政治身份的標志性服裝，是行動者進行身份建構的另類工具。

　　1971年，中國取得了在聯合國等主要國際機構中的合法席位，許多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這促進了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1972年至1973年間，中國從西方十幾個國家進口技術和設備，其中包括化肥、石油、采煤、軋鋼等多個進口項目。其中，量最大的是化學工業設備，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等，化肥主要是從日本進口的尿素。廣東農村的供銷部門也分配到一些尿素，其包裝袋是用白顏色的化纖尼龍布來做的，質感同當時流行的棉綢差不多。當時，每年分配的布票普遍不能滿足全家人穿新衣的要求，聰明的人尤其是公社和大隊的領導干部，便紛紛通過各種門路到供銷社搞到這種包裝袋做衣服穿。不少公社干部都穿著尿素袋子縫制的褲子，因此類似于“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再往襠里看，含氮量45%”的順口溜很多。

　　“尿素褲”的發明與“麻袋衫”類似，仍舊是鄉鎮干部在日常著裝領域內，區分于普通農民的身份標識工具。它還使得20世紀60～70年代的個體獲得了一面“窺視”現代性的鏡子：區區一個化肥的包裝袋，使用的竟是質地柔軟、舒適的尼龍纖維布——同期的日本和其他西方國家，顯然是一個商品相對豐饒的“豐裕社會”。

　　上述四個案例，有助于探討著裝作為民眾的一種日常生活反抗形式，如何成為行動者身份建構的另類空間。在著裝領域，面對國家規訓，個體既有可能進行一種策略性的順從，也有可能采取各種能動性的選擇。在既有制度的約束之下，作為理性的個體，民眾在物質短缺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地滿足穿著的需求，這是個體在著裝方面的能動性選擇。在節儉倫理的指導下，民眾發揮能動性的途徑和方法主要是因地制宜地發明創造，這些發明創造中不但蘊含著民眾的智慧與狡黠、幽默與樂觀，還能看到權力與身份的魅影。不僅如此，著名學者金大陸認為這里面既有商業的意識，又有取巧的心機，不失狡黠的判斷和決策，而革命的名義反而成為一種包裝和掩飾。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相關內容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