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不能成為名人富人的“特權”

　　昨天晚上，張藝謀首次對超生事件作出回應，其通過工作室發表聲明，稱的確和妻子育有兩子一女，愿意接受無錫市濱湖區計生委的調查，并對由此造成的不良影響表示歉意。

　　從今年5月被爆超生，到昨天首次做出正式回應，前后大約半年時間。社會輿論之所以對此事表現出強烈不滿，不僅因為張藝謀道歉的姍姍來遲，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名人富人的“特權”問題。他們不僅僅擁有經濟資源，而且在此基礎上還擁有廣大的社會資源，從而形成馬太效應——越富有越能辦很多事情，甚至是政策范圍外的事情，法律對他們的制約幾成空談。這是公眾不滿的最根本因素。

　　無錫計生部門曾就張藝謀超生事件多次表示，有調查結果將及時公布，但民眾卻一直沒有等到，這使得政府職能部門的權威性受到挑戰，人們會對無錫方面的選擇性執法產生質疑。筆者認為，張藝謀不在無錫不是當地計生部門找不到人和執法不到位的借口，這種執法不嚴和選擇性執法的行為傷害了職能部門的形象。

　　三中全會強調構建法治中國，筆者認為不能讓名人富人利用法律彈性和空間為所欲為。因此必須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也要做到與時俱進。以前，針對超生家庭一般處以數萬元的罰款，但這對富人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客觀上助長了他們以身試法的沖動。現在針對超生問題，中國各個地方都在謀求新的政策。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福建漳州，當地不僅采取對收入超過平均水平的人從重征收罰款，而且專門出臺針對名人富人的政策，對舉報名人富人違規生育的，一經查實獎勵重金。但也有網民指責漳州的政策鼓勵了當今中國日益加劇的仇富情緒。

　　筆者以為，中國社會現在對名人富人的超生問題抓住不放，并不是一種仇富心理，而更多是對平等生育權的渴望。因為普通人超生很容易受罰，而且由于承受力有限，處罰對他們很有殺傷力，而對名人進行超生處罰不具備殺傷力。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系統措施，除了讓違反生育政策的名人富人付出高額罰金，還應對他們從誠信角度進行處罰。比如，不讓那些公然違背誠信原則的名人富人參與國內獎項的評選。另外，超生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的數據應該做到透明，不僅要罰，而且要向公眾交代資金數額和流向，這樣才能彰顯政府職能部門執法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作者是南京政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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