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有沒有＂樣子＂?

　　共產黨人有沒有“樣子”？關于這個問題，一年之前，我是在解放日報寫過的----那是因為想起了地下斗爭時期諜海風云之中一位傳奇共產黨人的“樣子”。

　　冀朝鼎一生戰斗在黨的隱蔽戰線。這位在美國生活了20年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既當過孔祥熙的秘書，又做過“外匯管理委員會”的主任。重慶時期，冀朝鼎的秘密工作直接由周恩單線聯系，絕對保密。據冀朝鼎后來回憶，那時重慶官場的風氣已經相當腐敗，以他的“高官”身份如果潔身自好、一塵不染，就會引起懷疑，“一看就是個共產黨”。但他又不能真的腐化，為此特地請示了組織，組織決定還是不要貪污受賄——哪怕是假裝的。冀朝鼎當然不能嫖妓、養外室、包二奶，只好想出一個辦法，“捧女戲子”——當時重慶有一位當紅的京戲坤伶，冀朝鼎每天包幾排最好的位子，張揚地到處送票，圈里人都知道他在捧“×老板”，“有點像國民黨官的樣子”了——其實一點瓜葛也沒有。“樣子”問題，并非只有一個冀朝鼎。1934年，范文瀾任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時，遭國民黨憲兵第三團逮捕，押往南京，關了將近一年，后經蔡元培營救才得獲釋。在他被捕以后，國立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向南京國民政府說情，說范文瀾生活儉樸，平時連人力車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學校上班，并且把薪金捐給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圖書館買書。陳立夫聽了之后說，這不正好證明范文瀾是共黨分子嗎？不是共產黨，哪有這樣的傻子啊！范文瀾出來后，對千家駒說，原來生活儉樸可以是共產黨的證據，我今后也要“腐化腐化”了。千家駒問他怎么個“腐化”法？他說：“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園。”千家駒說：“這怎么算‘腐化’呢！這腐化得太不夠了。”他笑笑說：“別的我不會啊！”

　　諜海風云之中，還有一位傳奇共產黨人郭汝瑰。淮海戰役的全勝，首先是幾十萬解放軍的浴血奮戰和500萬山東父老鄉親的小車，但與時任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長的郭汝瑰的臥底有很大關系。然而郭汝瑰的“樣子”，有一個人卻早有懷疑，這就是國軍的主將杜聿明。據杜聿明回憶，他疑心郭汝瑰，起因于到郭家的一次探訪，他驚奇地發現，這位堂堂的中將廳長，客廳里的沙發竟然打著好幾個補丁。杜聿明自揣：我在國民黨里已經算是夠“清廉”了，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還寒酸，他不是共產黨誰是？

　　可見共產黨人真的是有“樣子”的，真的是有“像不像”的——不貪污受賄、不腐化墮落，在污濁的空氣中“一看就是個共產黨”；哪怕隱蔽戰線多么復雜，“假裝”也不能同流合污，否則就真的“像國民黨的官”了——冀朝鼎們處在白色環境下，“樣子”的反差還不能特別大。其實那時在延安，共產黨人的“樣子”就更鮮明了，毛澤東給抗大講課，膝蓋上兩個大補丁，這是史所存照的。而瑞金時期，堂堂朱軍長的“婚宴”，也就是一盆烤紅薯。他們“一看就是個共產黨”，這“樣子”是不會模糊更不會有誤解的。這“樣子”，與南京重慶的排場形成鮮明的對比，也有歷史學家斷言，這就是“得天下”的奧秘所在。

　　“得天下”之后，共產黨人的“樣子”有沒有變呢？許多共產黨人還是保持著“趕考”的好“樣子”，所以“沒變”；但也有一些變得不“像”了，甚至“一看就不是共產黨”。比如原沈陽市長慕綏新接見港商，不但一身行頭，“少說也值百萬”，便是出言狂妄，也已經是忘乎所以的“老板”派頭。難怪港商說他“哪里還有共產黨的樣子”，這樣的官，不出事才怪呢！其實“慕老板”的作派和排場，早有境外記者看在眼里，說他一點也“不像共產黨”……可惜慕綏新并非獨一無二的孤例，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已經成為一些共產黨人的“突出問題”，居然還有一些“人民公仆”把它當做做官的“腔調”呢。

　　環境不同了，時代變遷了，我們的“樣子”，確實不再需要“兩塊大補丁”和“一盆烤紅薯”了，但決不意味著共產黨人可以“不像”了——比如與民同甘苦，仍然應是共產黨人的“樣子”，又比如“急難險重”沖在第一線，也應是共產黨人的“背影”。即便是在開放的市場經濟復雜環境下，共產黨人仍然要有“樣子”，仍然要讓人們“一看就是個共產黨”——我們所處的“環境”，難道還會比重慶當時的風氣更污濁，我們面臨的“挑戰”，難道還會比冀朝鼎們面前的誘惑更難以抗拒？

　　說來說去，今天我們的同志尤其是領導干部，能不能讓人們“一看就是個共產黨”呢？“樣子”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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