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違法犯罪如何走出“法不責老”

　　日前，武漢市民但女士在乘坐公交車時，當場抓獲一名正欲對其行竊的“老偷”。但在將對方扭送至派出所后，民警卻為難地表示，由于當事人年邁，即使違法行為成立，他們也不能對其進行拘留。這讓但女士既郁悶，又頗感哭笑不得。(12月2日《武漢晚報》)

　　相信但女士遇到的難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鮮見。就在前不久，媒體披露了四川達川蔣某某誣陷攙扶小孩撞倒自己事件，盡管蔣某某訛人之舉被廣為指責，但最終因其年逾七旬，公安機關對七日的行政拘留依法不予執行。面對如此“放過”老人，網友們直呼“僅有道義的處罰太輕了”。

　　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老年人違法犯罪呈逐漸上升趨勢，不僅老年人自身“晚節不保”，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我國《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從“矜老恤幼”傳統和老年人心理生理出發，對他們違法犯罪做出了從輕處罰的規定。比如：“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違法行為人七十周歲以上，依法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應當作出處罰決定，但不送拘留所執行”等。這些規定在保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同時，也使執法陷入“兩難”——如果嚴懲，老人年齡大，進看守所或監獄怕他們身體受不了；如果從寬，又容易助長極少數老人為老不尊、倚老賣老，甚至借著“法不責老“而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解決老年人違法犯罪處罰“兩難”問題，需要打擊和預防并重。從打擊方面來說，重點是把握老年人違法犯罪的懲治尺度。盡管老年人違法犯罪后不適合拘留或收監，但不拘留不收監不等于不處罰。不僅警告、罰款等其他處罰方法仍然可以適用，而且還應當有針對性地對老年違法犯罪者給予必要的行為管束，比如，監護隔離、限制居住、限制從事特定活動、參加社區服務等。司法實踐表明，只要刑罰的后果大于違法犯罪所帶來的好處，刑罰就可以發揮其預防功能和作用。給老年違法犯罪者處罰，哪怕是較輕的處罰，就足以防止他們再犯，也可以起到預防和震懾犯罪的作用。

　　從預防方面來說，通過普及法律知識來遏制老年人違法犯罪，應當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預防老年人步入歧途就是對老年人權益最大的維護，就是對老年人違法犯罪最大的從寬。不可否認，一些老年人由于各種原因過去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法制教育，進入老年后又被社會邊緣化，他們往往觀念更加偏執，更容易觸犯法律。而現在社會的普法重點往往都放在青少年身上，開展預防老年人犯罪的可謂是鳳毛麟角。因此，在全社會開展普法教育，同樣不能忽視了曾給我們這個社會作出過貢獻的老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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