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本學界縱容的“被害妄想癥”

　　來源：中國網　　　　　　　　　　　　2013-12-04

　　在中日關系如此緊張和困難的情勢下，更加希望日本學界的理性進步人士能夠從友好發展歷史以及亞太和平穩定的大局出發，不要通過渲染“中國威脅論”讓日本整體都患上“被害妄想癥”。

　　作者：瞿亮

　　12月2日，日本和歌山舉行的“正論“懇談會上，拓殖大學校務總長渡邊利夫發表了題為“中國、韓國的國際秩序觀念——中日、日韓關系惡化的深層原因”演講。渡邊氏認為，目前中日關系緊張的根源，并不是簡單的釣魚島爭端和歷史認識問題，而是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要在亞太乃至世界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這與維持現行國際秩序的日美等國不得不發生矛盾和沖突。他強調目前中國針對釣魚島和東海的積極活動正是要回復甲午戰爭之前對于亞洲的控制力，并聲稱日本如果經受不住就會全面崩潰，要求政府迅速承認日本的集體自衛權。（《產經新聞》12月2日）

　　渡邊利夫的演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學界對目前中日關系的某種聲音，但他刻意強調了中國崛起對于日本的威脅，并把目前的現實同古代中華帝國的華夷秩序聯系起來，制造了緊張的輿論。渡邊教授的中心論點恰好也在很大程度上與安倍政權拋出的“抗衡中國”理念實現了重合，進而為日本自身突破和平憲法限制成為軍事大國提供理論支撐。

　　難以成立的偽命題

　　渡邊利夫教授確實看到了中日現在發生矛盾和沖突的深層癥結，但是，其論點和論據無論是在論述歷史事實上，還是在對現實中國發展的情勢判斷上，都存在著一些錯誤，以至于他演講的論題成為難以成立的偽命題。

　　首先，中國是戰后秩序的參與者和締造者，現行的亞太和平秩序實際上是中國反法西戰爭勝利的成果。二戰期間，中國通過艱難地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為世界反法西陣營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法規，宣布日本歸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領土歸還給中國，以國際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的勝利成果，為釣魚島爭端提供了法律依據。而日本回避《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日美單方面媾和的“舊金山和約”、“日美歸還沖繩協定”為依據，強行將釣魚島納入其統攝范圍，尤其是野田內閣之后更是將釣魚島劃入日本的領土。由此可見，是日本無視《開羅宣言》等國際法破壞了戰后秩序，而不是中國。渡邊教授把中國維護在釣魚島和東海自己領土領海的國防演練，看做是要重建甲午戰爭之前的華夷朝貢體系，這未免太過敏感。

　　其次，中國已經通過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而今正好迎來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和強國富民中國夢的階段，但中國的復興和崛起并不是要通過對抗和沖突來完成。縱觀歷史，古代中國就奉行“和而不同”和“懷德附遠”的王道政治，華夷朝貢體制并不是通過軍事控制，而是通過文化輻射的方式來影響周邊的民族和國家。古代日本在同中國的友好交流往來中，學到了先進的技術制度和禮樂文化，使其文明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新中國建立之后，我們也奉行不結盟政策，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為了避免其他國家將“中國威脅論”的帽子扣在頭上，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界，都致力于和平崛起的理論建設和實踐。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聯合國聯合救災活動、日本“3.11”大地震援助等方面，都展現出了積極參與、全力以赴的面貌，這說明中國有可信力和執行力來處理亞太地區的事務。相反，近代之后日本為了實現稱霸東亞的目標，不僅打著文明開化的幌子打破了傳統東亞秩序，而且給亞洲地區的人民帶來了災難。而今，日本又通過與美國等盟國一起構建所謂“自由繁榮之弧”，來極力維護拋除中國之外的“霸權秩序”。現在，步步突破和平憲法禁區，逐漸走向軍事化“正常國家”的日本，才著實讓人擔憂。

　　從神經學的角度來看，患上“被害妄想癥”的人，總是以為對方會對其發出攻擊，因而時刻讓自己處在緊張的自衛狀態，有時反而以自衛為理由傷害他人。而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看到對方實力超越自己時，患上了“被害妄想癥”，那么對于其自身和他者都會帶來危險。

　　右傾化的大環境讓學界人士態度轉變

　　從整體上看，日本的學界原本都是力主維護戰后和平憲法的理性進步勢力。即便是在小泉政權與中國關系惡化的寒冰時期，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一些教授也參與了“中日韓三國共同的歷史教科書”的編寫。筆者在2009年留學日本期間，專門旁聽了日本思想史協會舉辦的“從思想史的角度維護和平憲法”年會，當時，很多學界的人士都主張在遵循和平發展的憲法基礎下，實現中日攜手共創未來。他們的主張也與時任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倡導的“東亞共同體”理念達到了契合。

　　原本代表著理性與進步的日本學界，為什么在近期會出現一些違背歷史常規事實，帶有強烈政治目的性的聲音呢？這與近年來日本國內整體右傾化的社會思潮有著密切關系，他們的言論和主張受到了安倍政權對中、韓兩國采取強硬姿態的影響。

　　自野田內閣上演購島鬧劇以來，日本國內整體右傾化的局勢也影響到了學界。在2012年日本政權大選過程中，有一些黨派為了爭取民眾支持，制作的政治宣傳廣告就假想中國入侵東京造成了慘劇，這樣歪曲事實的刻意夸大渲染，使得原本危機意識強烈的日本人對中國產生警惕和抵觸感。而安倍上臺之后，其強硬的對華態度使中日圍繞著釣魚島和東海問題的爭端日趨升溫，包括拓殖大學、大阪大學等知名高校的學者，也轉變態度，刻意地把中國描述成為現有國際秩序的破壞者，讓原本緊張的空氣更加具有了火藥味。

　　2013年8月，拓殖大學的客座教授濱口和久就以“從北條時宗看政治家的國防意識”為題，把現在的中國同強大的元帝國相類比，指出現在的中國和元帝國一樣，要求日本臣服與它，鼓勵安倍晉三要效仿靠天氣而抵抗住元兵侵襲的北條時宗，在釣魚島和東海問題上與中國強硬地對抗到底。2013年11月，大阪大學研究生院教授指出中國沒有遵循“舊金山和約”等一系列所謂的國際法，譴責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擺出蠻橫姿態。而此次，作為拓殖大學校務總長，在日本國內學術界享有很高聲譽的渡邊利夫，也用片面的歷史事實和帶有偏見的理論來抨擊中國，這是十分不明智的。

　　二戰時期，日本的學界由于受到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在軍部總體操控下，很多進步人士實現了“集體轉向”，發表了渲染“解放亞洲論”、“戰爭革新論”、“近代超克論”等錯誤的觀點和主張，讓士兵和民眾自覺地投身于戰爭中。如今，在日本整體右傾化的氛圍下，我們不愿意看到日本學界重復戰前的錯誤路線。

　　縱觀戰后中日友好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到，中日雙方在政治方面發生摩擦之際，總有像高橋達之助、池田大作、平山郁夫、家永三郎、江口圭一、依田熹家、山崎豐子這樣的有識之士，致力于化解中日之間的誤解和矛盾，為中日兩國的友好交流做出了積極貢獻。筆者在留學日本期間，也承蒙京都大學、東北大學、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立教大學的老師們熱心地指點和關照。而今，在中日關系如此緊張和困難的情勢下，我們更加希望日本學界的理性進步人士能夠從中日數千年的友好發展歷史以及亞太和平穩定的大局出發，不要通過渲染“中國威脅論”讓日本整體都患上“被害妄想癥”，為避免雙方發生軍事沖突而努力，為中日雙方的美好未來盡心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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