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曼德拉不能忽視兩個關鍵背景

　　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報道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將其當成偶像，將某些政治概念賦予這個人物；另一種是透過人物來展現豐富的歷史進程，引發公眾的思考和討論。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第一種方式算是政治宣傳，第二種方式是專業的、獨立的、有公共性的客觀報道。

　　近日，各大媒體有關曼德拉逝世的報道就是一個很好的分析樣板。雖然其中不乏優秀的報道，但整體上還存在不少問題，如對復雜歷史進行簡單化的選擇，對人物進行簡單的定性，刻意突出和解、寬容等抽象理念，將曼德拉塑造成“全球公民典范”等等。

　　曼德拉當然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有著超凡的政治智慧。但是這位在冷戰發展關鍵階段被困于牢獄之中毫無行動自由的老人，不可能給1990年代南部非洲的政治局面帶來決定性影響。

　　概括來說，兩個關鍵的歷史背景促成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與和解局面的最終形成：

　　第一個背景是二戰之后亞非拉廣泛而持續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革命行動將自由和平等的訴求帶給了被殖民達幾個世紀之久的第三世界民眾，讓政治權利的擴大化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在這一過程中，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國際力量給解放運動創造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和政治輿論環境，其中包括各種人員、物資、技術的支持，和在聯合國范疇內持續展開的與歐美原殖民地宗主國之間的斗爭。如果沒有這半個世紀的對抗（多數時候甚至是暴力的對抗），最后的政治和解不可能憑借美好的意愿而達成。

　　第二個背景是冷戰的最終結束。蘇聯等國在1980年代就逐漸撤出對非洲多國的各種支援，這使得共產主義力量在南部非洲迅速消退，也讓非白人群體成為可以被精英階層賦權、吸納，而不至于繼續帶來赤化威脅的力量。對于南非的非白人抵抗力量來說，此時已經錯過了20世紀民主建國的最佳時機，不再具備奪權和重新改造社會的可能性，最終走向妥協也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結果。

　　在這兩個歷史背景下，曼德拉被推上了歷史舞臺，順利地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而歐美輿論也留下了鱷魚的眼淚，將上百年殖民史的原罪一筆勾銷，將幾十年抗爭的結果說成是雙方本著寬容精神相互和解的產物。

　　如果我們能夠對南非種族間和解的長期歷史做出復盤，就可以很容易發現當前媒體報道中還存在一些嚴重問題：

　　首先，不少媒體用盡全力、不厭其煩地去塑造一個“全球公民典范”，一個似乎是憑借著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夠促成世界和平的個人英雄。在這些報道中，曼德拉的革命生涯基本上孤立于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也孤立于所有國際力量。這樣的報道并不真實客觀。

　　其次，很多媒體報道竭盡全力展示曼德拉“和解”的和“非暴力”的一面，不僅掩蓋了歷史事實，而且通過在政治理念上否定暴力與和平的辯證法，顯露了明顯的保守立場。媒體對曼德拉生平的敘述則刻意回避了他領導暴力抵抗運動的經歷。1961年，正是因為不同意非國大的“非暴力原則”，曼德拉與一群非國大成員自行組織了獨立軍事組織，發動武裝破壞行動。當他準備進一步在全國開展游擊戰的時候，不幸被警察抓獲，由此才結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然而，在現有的多數媒體報道中，曼德拉的人生史被有選擇地展開敘述：那個年輕的、軍事對抗的、革命家的曼德拉未曾存在，而愛好和平，反對暴力的曼德拉則永世長存！

　　最后，在曼德拉的故事中，媒體總是強調一種基于種族身份平等的承認政治。似乎南非社會的所有矛盾就集中于不同膚色的人是否能夠消除歧視和隔閡，相互尊重，只要基于種族膚色的矛盾解決了，一個理想的社會就建成了。如果翻閱1955年非國大的政治綱領——《自由憲章》，我們會發現，當時的非白人革命者非常清楚，種族問題是表象，它無法構成一個合理的政治目標，他們的綱領是要達成一個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這就需要對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根本調整，對殖民體系進行根本清算。然而，冷戰后的和解，正像今天媒體宣傳的論調一樣，將南非社會的根本矛盾歸結為種族歧視，只要解決了承認問題，就等于解決了社會矛盾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關于曼德拉和南非的主流報道框架仍然“無意識地”起到了掩蓋社會根本問題的保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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