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政治倫理遺產

　　暴力造成的非正義不能用暴力來矯正，曼德拉及南非政府很懂這個道理。全面大赦會使寬恕失去意義，也會銷蝕一個新的民主社會的核心原則與基石——公民的責任。曾經犯下重罪的人們，需要為自己的歷史負責，接受法律的審判。對那些受害者，國家會給予補償，既然是制度帶來的不義，僅僅是真相或懺悔，并不能撫平受害者的心靈。在和平、正義、責任、穩定等價值之間，曼德拉保持了一種平衡。

　　12月5日，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走過了95年的“光輝歲月”。曼德拉被認為是全球公民的典范，他的逝世也讓人們再次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南非的“大和解”時代。

　　曼德拉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斗士，也是推動民族和解的有力推手。他之所以能夠為世人所關注與銘記，關鍵還在于他的政治倫理遺產——以法律與宗教來化解以暴易暴的戾氣，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共同體才有可能。

　　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并非曼德拉一己之力而為，但這毫無減損曼德拉在推動南非打碎種族隔離制度中的功績。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建立在人種區分與暴力壓制之上。它是仇恨政治的產物。

　　在漫長的歲月中，種族隔離制度已經深入到南非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甚至滲透到每個人的內心深處。膚色決定了身份，身份的區隔則滋生了特權，特權又意味著壓制，壓制最終撕裂了國家和社會。這就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惡性循環邏輯，面對壓制，暴力對抗幾乎成為“自然”的選擇。曼德拉早年也曾經是國大黨激進組織“民族之矛”的參與者與領導者，被鋪入獄既中斷了他可能的暴力革命生涯，也改變了他的“解放”思路。

　　打破種族隔離制度就是一場解放運動。“解放”的核心，是建立一個平等與正義的社會，打破身份對個體權利的限制。暴力革命即便可以推翻現政府，也未必達到解放的目標。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已經闡明了這樣的道理。

　　曼德拉在漫長的監獄生活中，放棄了暴力政治學，而選擇了寬恕之道。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之后，便開始了民族和解之道。1995年，曼德拉簽署了《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將和解確定下來，并為日后的和解進程提供了法律依據。

　　當時，種族隔離制度已經實施多年，很多人已經成為這個制度的受害者與共謀。開啟南非的新征程，首先要認清這種制度之害。換言之，和解的前提是真相。因此，南非建立了真相委員會，大主教圖圖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真相是對受害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創造一個“場合”讓受害者能夠將曾經的冤屈與不幸訴說出來。只有當真相大白后，施害者與受害者才能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對話。真相的澄明也為當事人提供了一個懺悔的機會，有些南非人為自己的“旁觀”而感到歉疚。他們認識到，正因為自己的冷漠，這種不人道的制度才能夠運行下去。

　　沒有真相的和解，只不過是另一種壓迫。當然，要讓人們主動吐露真相也非易事。對于在限定日期內說出真相的人給予赦免，以赦免換真相。暴力造成的非正義不能用暴力來矯正，曼德拉及南非政府很懂這個道理。全面大赦會使寬恕失去意義，也會銷蝕一個新的民主社會的核心原則與基石——公民的責任。曾經犯下重罪的人們，需要為自己的歷史負責，接受法律的審判。對那些受害者，國家會給予補償，既然是制度帶來的不義，僅僅是真相或懺悔，并不能撫平受害者的心靈。

　　和解是解放的核心所在，曼德拉及其政治同盟者奮斗的目標，并不是以黑人專政來取代白人專政，而是建立一個政治共同體。白人的財產權得到保護，這也是南非平穩與和平轉型的重要原因。在和平、正義、責任、穩定等價值之間，曼德拉保持了一種平衡。懲罰性的正義，不過是延續既有的黑人與白人隔離與對立而已。南非采取了一種補償性正義，讓黑人享受更加平等的公民權。

　　有人認為南非今天的經濟增長遲緩，進而指出曼德拉并非英雄云云。首先應該說的是，曼德拉并非神，而是人，是個政治人。曼德拉只做了一屆總統便退出了權力場，對于最高權力沒有絲毫的戀棧，從而推動南非總統權力交接的有序化。作為新南非的首任總統，曼德拉是在“創造”傳統。曼德拉擔任總統期間，南非推進了民族和解而沒有出現大的政治動亂。幾十年的制度鴻溝，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曼德拉為和解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環境，也提供了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案與路徑。

　　任何政治家都是權力的“法人”，因此政治家需要自己的職業倫理，不能將權力據為私有，更不用說謀取私利了。曼德拉是一個如托馬斯·莫爾一樣有烏托邦理想人，卸任之后從事慈善與公益事業，權力沒有成為曼德拉的牢籠，因為他是個知所進退的政治家。這也是他作為一流政治家最值得人們反思與琢磨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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