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放不放假，民意難局無解

　　2014年放假安排近期公布，大年三十的假期取消，引發網上和媒體上的不滿。有人從文化上論證，大年三十才是過年最重要的日子，除夕全家團圓具有高度的文化和精神意義。有些人從操作層面上提出，年三十不放假就會讓當天上班的人來不及回家，也使這一工作日沒有效率，在實際操作上沒有價值。

　　這件事有某種諷刺意味：年三十放假正是2007年假日改革的成果，此前年三十一直是工作日。年三十放假當時是不少民俗學家和公眾呼吁的結果。如2007年2月5日《杭州日報》以《年三十能“名正言順”地放假嗎？》一文呼吁年三十放假，副標題是：“政協委員已準備建言兩會，不能再讓除夕成為‘黑假期”了”，措辭表達都相當強烈。那幾年類似報道屢見不鮮，提出的理由和今天別無二致。幾年的呼吁促成年三十放假新規的出臺。但近年輿論卻漸漸轉向。不少人認為，年三十不少單位已形同放假，作為正式假期，反而要早一天上班，無法充分感受親情和節日的快樂，因而又呼吁年三十無需放假。但今年調整又引發強烈反彈。年三十是否放假變成無解難局。放不放假都會招來批評，改過來改回去都有意見。

　　由此可見，傾聽民意、順應民意遠非易事。一方面民意本身就有分歧，如家里團聚方便的，就覺得年三十放不放假無所謂，不如后面延一天實惠。在外地工作要回家團聚的人就需要年三十放假。各有各的理由和訴求，求得大家都滿意其實相當有難度。另一方面，利益受損或要求未得到回應的人會強烈表達不滿，而滿意的人往往并不發言。因此我們會感到整個社會的輿論都是向這一方面說的。但順應這部分民意做了調整，另一部分原本滿意的人感到利益受損發表意見，而現在滿意的又不發言了，于是看起來輿論又倒向另一面。如何把握民意如流水般的轉換，求得“最大公約數”是最難的問題。

　　在假期調整中，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的情況一直存在。如取消五一長假，轉化成分散的幾個傳統節日的假期，也飽受批評。批評者都說原有政策安排沒有考慮民意，但民意的復雜性正是其中的壓力所在。當然增加假期會得到更多人支持，但也會有假期過多使生產工作受到影響的憂慮。

　　這些難以平衡的復雜性，要求公共政策展開時注意兩個方面：一有共識性，在轉換之前求得最大公約數。如2007年假日改革由于呼吁多時，形成了相對共識，爭議就較小。但這一次批評剛出來就迅速調整，反而沒有考慮達成更多的共識，因此批評就較多。如何在形成政策前達成相對共識，其實是關系到普通人生活的公共政策調整最重要的方面。二有前瞻性，對政策出臺后的反應和質疑有充分準備。對問題做充分考慮，把調整的困難和矛盾想得更充分，而不是看到網上的聲音就覺得是從善如流。有時問題就出在對民意的把握出現偏差，以為是多數民意，到時候發現并非如此。(作者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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