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引咎辭職＂開了個好頭

　　近日，廣東省江門市江南小學五年級女生小吳，因為被老師懷疑偷竊了2000多元錢而跳樓證清白，身受重傷。最終，警方查明是當事老師自己忘記了放錢的地方，小吳沒有偷錢行為。事發后，當地教育部門啟動了問責程序，而該學校校長李榮宏主動提出引咎辭去校長職務。（12月17日《廣州日報》）

　　這起不該發生的校園悲劇，背后反映出來的問題有很多，比如學生生命安全教育的缺失，比如教師教育手段的簡單粗暴等等。但除此之外，在事情發生以后，該小學校長所做出的主動引咎辭職的選擇，同樣引人注意。

　　辭職在中國并不少見，但是引咎辭職在中國卻堪稱是稀罕之物。既然被稱為是“引咎辭職”，就說明辭職的主體一般是擔任一定職務，握有一定權力的人。而按照當前的政治語境和官場規則，即便是因為犯了錯誤而面臨輿論壓力和公眾指責的官員，也極少有人主動引咎辭職的。更多的可能則是被上級免職、撤職，或者是開除公職。

　　有人據此說中國的官員普遍缺少“恥感”，所以在他們遭遇公眾信任危機的時候，寧愿等著被上級免職，撤職，開除公職，也不會主動引咎辭職。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中國從古至今延續下來的官場文化，以及當前令無數人向往，令無數人流連的國家公職人員的福利待遇，社會地位等現實的東西。

　　正因為如此，廣東江門這所小學的校長在自己學校發生學生被冤枉而跳樓的悲劇之后，主動選擇引咎辭職，才具有標本意義。實際上，連受害女生的家長都表示，釀成悲劇的主要責任在于當事的老師以及班主任，不能完全責怪校長，所以家長希望不要問責校長。我們承認，作為一校之長，盡管他對事件的發生并沒有直接的責任，但卻必然負有領導和管理責任，而引咎辭職的選擇，正是他勇于承擔這種管理和領導責任的體現。

　　另一方面，免職、撤職或開除公職，是建立在“問責”基礎上的一種強制行為，而引咎辭職卻是建立在自律基礎上的自愿行為，可以算是一種“自我懲罰”。這種性質上的不同，決定了兩者在對責任事件認識上的不同。被免職、撤職或開除公職的，不但表示當事人缺乏承擔責任意識，而且也意味著當事人并沒有對事件具有真正的反思與警醒；而引咎辭職卻正是因為當事人覺得自己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勝任目前的職務或崗位，才選擇辭職的，這當然是建立在深刻自省與反思的基礎之上的。

　　校長“引咎辭職”開了個好頭，盡管辭職不是免職，如果當地教育主管部門覺得他的責任還不到引咎辭職的程度，可以不批準他的辭職申請，予以挽留，但是這種勇于承擔責任的意識與勇氣，無論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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