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功為本＂轉向＂以案為本＂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過后，隨著公安部建立全國公安民警違紀違法12389專用舉報電話及互聯網舉報平臺，更大范圍內的治警行動已吹響了集結號。河南省公安機關《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執法工作切實防止發生冤假錯案的十項措施》備受世人關注，也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議。

　　河南警方提出：將建立起科學的績效考評體系，嚴禁下達“刑事拘留數”、“發案數”、“破案數”、“退案數”等不科學、不合理考評指標，不得以破案率、批捕數、起訴數、退查率等指標搞排名通報。從命案破案連續7年全國排名第一到時隔一年就斷然宣布廢除破案率等一系列考評指標，就刑事執法工作的文明程度而言，河南警方委實是實現了一個由“以功為本”向“以案為本”嬗變的“華麗轉身”。

　　毋庸諱言，河南警方確實有過一段“以功為本”的經歷：以命案為例，河南警方的破案率一路攀高，從2003年前的60%升至2010年的97.57%；網上追逃總量連續兩年排名全國第三，百名民警破案數位居全國第二；命案偵破綜合成績“七連冠”，僅2012年“破案會戰”專項行動中，河南警方就受到公安部8次通報嘉獎。如此卓然的實績，凝聚了河南警方幾多心血、幾多汗水、幾多智慧。然而，倘若辯證地看待河南警方“破案率全國第一”，似可從兩維角度視之，即：一、嚴厲打擊了刑事犯罪活動，有力維護了一方平安，保障了廣大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二、在“以功為本”的心理驅使和機制鼓勵下（諸如各市級政府均撥百萬元經費作為偵破獎勵，規定每偵破一起命案補貼10萬元，偵破命案的立功民警得以較快提拔），片面地急功近利地追求偵破率，它與鑄成冤假錯案便有了某些必然的聯系。不是嗎？2009年，開封市尉氏縣發生一起命案，該縣公安局局長鄭偉竟然輕信已被鑒定為患有精神病的劉衛中自述的“作案”細節，弄虛作假，謊報立功。最為典型的莫過于趙作海故意殺人案，嚴重的刑訊逼供害得他蒙冤而身陷囹圄11載。

　　就一般司法程序而言，首先介入刑訴的是公安機關：第一時間接到報警，以最快速度破案，捉拿犯罪嫌疑人，拘押看管期間進一步取證，最后移送檢察機關批捕。——公安機關堪稱刑訴“第一關”。
　　自不待言，公安辦案必須以《刑事訴訟法》為圭臬。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定于1979年，從此刑訴司法進入了“有法可依”的境地，徹底結束了那種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問罪治人”的“無法無天”局面。1996年，《刑事訴訟法》作第一次修正，隨之中央六部委出臺了《刑事訴訟法》解釋48條，而公檢法分別就如何準確有效地實施《刑事訴訟法》也各自提出司法解釋，光公安部就有300多條。這部旨在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的基本法律，在歷經了16載社會變遷和司法實踐的積累之后，于2012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再一次作出重要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條款由原來的225條增加到290條，有涉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其中多與公安部門相關。適如當時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所表示：新刑事訴訟法“對于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推進國家民主法治進程具有重要意義，也對公安刑事執法工作和執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一“更高要求”概而言之，即是嚴守刑訴“第一關”，它堪稱從“以功為本”轉向“以案為本”的先聲。

　　“命案必破”的邏輯是不能成立的。恰如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學院副院長陳剛所說：“這種做法是不科學的。現實中，案件偵破囿于多種客觀條件，并不是每個案件都能成功偵破”。將某些一時無法偵破的命案“限時破案”，將某些變數頗大的態勢列入“考評指標”，還與個人的利益、仕途和單位的排名、聲譽緊密相連，這在刑事執法工作中難免會頻現刑訊逼供而導致冤假錯案。“以案為本”說到底就是依法辦案，唯有在這一邏輯前提下才能考量偵破效率。在刑事執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著一種“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還是提高破案效率”的價值選擇，“以案為本”顯然傾向于前者。

　　“以案為本”無疑強化了刑事執法的質量要求。河南警方在廢除破案率為考評指標的同時，還將圍繞“以案為本”的工作思路，擬定健全完善刑事執法工作的考評標準，建立以規范執法為主線、以群眾滿意為主要目標、以各部門參與為基礎、以信息化考核為主要手段的科學績效考評體系。可以預言：河南警方日后的刑事執法工作將更為理性、更為科學，日臻文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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