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質增效　適應增速新常態

2007年初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結束了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本輪長周期的上升階段，全球經濟進入長期的結構性調整時期。

如今，美國的債務危機、財政危機及經濟危機雖已不再持續惡化，但遠未進入正常增長軌道，或如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所言，美國可能“處于‘長期停滯’時期”。歐洲雖未因債務危機而陷入更深危機，但其經濟危機已呈長期化趨勢。日本仍難有效擺脫20余年通縮困境，其政府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仍將持續。新興經濟體雖在危機初期有一段令人興奮的高增長，但因其儲蓄與外匯“雙缺口”機制普遍未能修正，目前大多陷入經濟減速、國際收支惡化、資本外流和本幣匯率在劇烈波動中貶值的困境之中。如此亂局，導致全球治理出現真空。傳統的全球治理機制及其機構，不僅面對復雜多樣的非傳統挑戰束手無策，甚至不能有效應對傳統挑戰。危機中產生的新的治理機制，如某些國際經濟合作論壇，雖一度風光無限，但在局面稍緩之后，隨即被各種狹隘的國家利益綁架，發展勢頭不再。總之，全球經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經濟增長低水平波動、全球流動性過剩、大宗產品價格變動不居、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構成當今全球經濟的新常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中國也不例外。從2009年開始，中國經濟便已進入“結構性減速”通道。

從經濟結構變動角度分析，由于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遠低于制造業，當經濟結構從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變時，中國的總體勞動生產率必然下降，并累及經濟增長率下降。從生產要素結構上分析，在科技進步緩慢的背景下出現的勞動和資本投入增長率的下降，同樣會引致我國經濟增長率下降。

與此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以及人口參與率下降，隨著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口規模漸趨縮減，與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同時并存的，將是勞動力成本的剛性上升。

需求面的變化也指向新的增長態勢。根據社科院的研究報告，2006年以來，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曾有過穩定提高，但是，在2011年達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貢獻率一路下滑，2013年降至50%。同期，外需對增長的貢獻率更是急劇下挫。2010年以后，不僅連續三年為負，2013年更落至—4.4%的新低點。相反，投資的貢獻率倒是上升的：2006—2013年的7年里，其貢獻率提升了10個百分點以上。這些數據說明：要使我國的經濟增長獲得合理的需求結構支撐，仍須付出巨大的努力。

上述來自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變化，共同塑造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經濟增長減速并非壞事，因為它促使我們下決心全面轉向提高效益、重視質量、創新立國的可持續發展軌道。速度稍緩但質量和效益均不斷提高的經濟增長，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

轉型的目標可有多個指向，集中而言，則是要追求無水分的增長。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水分”，主要體現為低效率。成本高昂、產出過剩，是其主要表征。

面對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中國的因應之策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集中顯示了我們的改革決心。在轉型的動力上，我們將更加注重激發企業和市場的活力；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將致力于打造提升效率和增長潛力的長效機制。

各國政府都認識到，在全球經濟進入長期結構性調整的轉型時期，改革創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哪個國家對此認識更深刻、策略更完備，就將在未來發展中搶占先機。就此而論，中國無疑再次居于世界前列。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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