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球走上百廢待興的“贖罪苦旅”

亞洲杯三場小組賽結束，中國足球以一種“脫胎換骨”式的嶄新形象出現在球迷面前，盡管球員在技戰術層面上還未完成“質變”，但在精神層面的追求已經超出球迷賽前的預期。

“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可以用來解釋中國足球生態在過去一年間潛移默化的改變——2009年由查辦賭球團伙引發的國內足壇掃黑風暴，2012年年初告一段落，多位掌管中國足球行政資源的重量級官員獲刑入獄，至此，黑幕重重的中國足球開始逐漸“漂白”。但在隨后的兩年里，中國足球仍然受制于種種陳腐制度，無法“革自己的命”，直到2014年，國務院提出“體育產業升級”和“普及校園足球”，中國體育“不得不”面臨改革拐點，中國足球也因此又一次成為體育改革的試點區域。

“簡單粗暴”映射國足生態現狀

“這次亞洲杯的成績，大家都比較滿意，這不是某一個人的成功，是整個團隊的功勞，也是球迷支持的結果。但如果這次的好成績只是放一個衛星出來，那就沒有任何意義，等到世界杯預選賽又走回老路，見誰輸誰，十二強賽之前就被淘汰，那還是中國足球的失敗。”國足領隊劉殿秋說，“國足丟什么也不能丟信心，現在要按規律辦事，避免不必要的錯誤，中國足球才能真正進步。”

2007年和2011年連續兩屆亞洲杯小組賽鎩羽而歸，這樣的失敗讓球迷感到痛苦，以至于稍微有些起色的比賽，就能讓球迷重新找到信任國足的理由，只不過這分信任來去匆匆，從不曾真正停留。

但本屆亞洲杯賽，做了充分準備的國足，終于在小組賽中，顯示出與“大國風范”相匹配的昂揚斗志，三連勝晉級的結果與國足以往的表現反差過大，中國球迷激動之余在堪培拉體育場打出“奪冠”的橫幅，“澳大利亞、日本、韓國，一個一個來”的豪言壯語，也在不少網絡球迷論壇中被球迷反復提及。

國足的現狀，恰恰證明了中國足球生態環境的“簡單粗暴”：一周之內便由嬉笑怒罵的對象，翻轉成追捧贊揚的榜樣，一旦淘汰賽戰勝東道主，國足便能重新躋身亞洲四強——而亞洲四強這一目標，在參賽前是被當作笑話說的。

“比賽打到這個份兒上，誰也不怕了，管他是不是東道主，做好防守就有贏球的可能。”以嘉賓身份來亞洲杯現場解說比賽的前國腳范志毅說，“我們有我們的優勢，相比起來，澳大利亞隊的壓力可能比我們還大，我們要有足夠的信心拿下這場比賽，絕不能被嚇倒。”

“草根”階層填補足球文化空白

“自信心”歷來是中國足球的短板，對強手畏懼、對弱旅“托大”，倒是各級國家隊常犯的習慣性錯誤——究其原因，曾有“非業內人士”認為，足球專業人士并不過硬的文化素質，是國足心態起伏的根本原因。

中國足球文化的空白由來已久（記者在日韓抑或歐美國家采訪時，總能看到書店內售價不菲的各種足球書籍，但中國書市只有早已過時的陳舊教材和寥寥應景之作），不過，“文化”概念之大，已非“足球”這一體育項目所能承受。在中國，“足球”長期以來只被當做競技項目對待，國家隊和聯賽幾乎承載了這項運動的全部意義，而足球電視轉播權、足球特許商品銷售、足球衍生品開發乃至這項運動所蘊含的最重要的教育功能，和13億人的需求相比，則顯得過于寒磣。即便局限在競技層面，中國足球的糟糕現狀就連“偽球迷”都能張口道來，主場以1∶5輸給泰國隊這一意外事件，也被貼上“恥辱”標簽，刺激著球迷的神經。

因此，拋開“競技足球”和“功利足球”的觀念，重新爭取草根階層對足球的支持和參與，是中國足球徹底凈化其生態環境的首要任務——草根足球對于中國足球而言，正如星星之火，勢大之后便有燎原之威。

2013年，一家以青少年足球培訓為主營業務的業余俱樂部性質的公司，在北京市朝陽區工商局注冊成立，公司成立兩年多，今年就定下盈利破百萬元，總收入規模超過千萬元的運營目標——過去數十年中國足球在草根層面上的虧欠一旦得到合理開發，其市場前景之廣闊，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起步算是晚的，但是發展很快，現在培訓基地已達到10家，合作的中小學（朝陽區）超過10所，學員超過1000人，我們從做孩子的足球培訓起家，業務已經開始向籃球、體育舞蹈、游泳、空手道和羽毛球等項目擴展。”北京銘人體育創始人之一劉偉暢告訴記者，“其實，我們創業團隊選擇體育業務，最核心的目的非常樸素，就是希望參加過我們足球培訓課程的男孩兒有個男孩兒樣兒，女孩兒有個女孩兒樣兒，我們想通過足球這個集體項目，讓孩子們更有責任心，愿意和團隊一起去戰斗，勇于為隊友承擔責任，用積極的心態去面對勝負，同時學習一種新的社交手段，養成從小參加運動的健康習慣，最后才是讓孩子們掌握足球的專項技能。”

“跨界”操作打造新型產業鏈條

在劉偉暢看來，業余足球俱樂部并不需要培養職業運動員，在青少年中推廣和普及足球運動，才是他們的創業核心——事實上，這位投身足球產業開發的從業者的個人經歷和選擇，或許能夠代表今后10年中國足球文化發展的主流方向。

“我本科在北師大，是首批體育經濟專業畢業生，畢業后經何老（何振梁，前北師大體育學院名譽院長）和另一位院長推薦到英國拉夫堡大學讀體育管理碩士，獲全額獎學金。畢業后，給當時剛轉會查爾頓的鄭智當過短期翻譯，2008年回國在奧組委工作，然后進了普華永道搞金融。”劉偉暢說，“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選擇足球創業，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幾個創始人算是金融行業出身，有中信的，有平安的，都熱愛足球，同一般的體育培訓機構相比，我們懂管理，懂運營，懂財務，懂融資，所以上手很快，第一年投入60萬元，虧損30萬元，第二年就做到盈利30萬元。其實，和賬面上的營利相比，體育培訓這份事業的前景才是真正的金礦，而且，不少退役運動員，都在我們這個平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們工作起來更有尊嚴，這種認同感，很多時候是超越經濟利益的。”

記者曾與多位退役職業足球運動員交流，專業體制出身的他們，深感自身知識結構有限，無法接觸到足球產業的核心層面，因此，只有當足球文化在華夏大地上生根發芽，融合更多領域具有專業知識的足球愛好者“跨界”操作，中國足球的正金字塔結構才能確立，中國足球的生態環境才能進入良性循環。

“我們想做足球培訓行業的‘新東方’，成為足球培訓市場的整合者或領導者。”劉偉暢說，“中國需要建立足球的完整產業鏈，就像我們做青少年足球培訓，下游產業就是場地資源、體育物業管理和相關專業人才的培訓，上游產業鏈則涉及到體育經紀人的輸送，以及與職業俱樂部的溝通。現在國家提供了這么好的環境，足球這條產業鏈很快就會成型。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球迷不會再用一種絕望的目光去看待中國足球的發展，而借用一位前輩的話，發展足球產業（體育產業）的最終目的，是改良整個民族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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