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熱點:仇和“落幕”是對“為官任性”的警示

　　■ 觀察家

　　仇和的強勢作風可能“以往任何一任市委書記都無法相比”，而一旦違法違紀，當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有權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國理政，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個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為民謀福祉。

　　昨天，中紀委網站就拋出一則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這位曾經在一眾官員中個性十足的政治強人，成了繼白恩培、張田欣和沈培平之后落馬的“云南第四虎”。

　　仇和一路走來，爭議不斷。盡管確如他自己慶幸的那樣，個人仕途一路驚險、一路高升。不過，透過以往那些爭議的聲音，依然可以尋覓出一些危險的信號、信息或者說線索。

　　主政沭陽，給教師下達“招商引資”任務，被央視《焦點訪談》報道；讓有小偷小摸等行為的人，在電視上念檢討書，取名“沉重的懺悔”。

　　主政宿遷，宿遷推行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業，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而從一開始的出售國有單位的門面房，到所有國企改制“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再到拍賣鄉鎮衛生院、醫院，再到出售學校，仇和在宿遷可謂“一賣到底”。

　　主政昆明，一方面鐵腕治吏，要求全市公務員24小時做到“辦公電話、家庭電話和手機，三通必須有一通”，“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昆明官場的神經繃到了極點；另一方面強拆城市，大搞城建，短期內把昆明的基建攤子鋪得太大，不得不走向“土地財政”。

　　事實上，對于仇和的強勢執政，也并非沒有預警。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在昆明“公車上訪”。親自帶領12名失地農民代表到省政府反映情況，并撰寫“就《現代新昆明建設重點規劃》向仇和書記進言”的材料。在2011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云南省政協副主席陳勛儒也暗諷昆明，指出“某些城市的榮譽竟多達三四十項，雖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城市發展業績，但過多的標榜被網民及群眾嘲笑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

　　遺憾的是，這些質疑的聲音大多埋沒了。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仇和強勢的治吏壓力下，地方官場已很難出現正常的決策互動、補益，更不要說批評和自我批評了；另一方面，仇和的強勢作為，在引起地方官員惶恐與不滿的同時，也因為迎合了社會公眾對部分官員的不滿情緒而備受贊譽。某種程度上講，仇和接續的是有著歷史悠久的“能吏”傳統，代表的是某種有著青天期待的民意。

　　正是在這些因素的交織中，仇和一步步游走于法治的邊緣。他的強勢作風可能“以往任何一任市委書記都無法相比”，而一旦違法違紀，當然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此前，有專家已經指出，雖然一批個性化官員曾經獲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卻可能對社會造成嚴重的誤導，即以權力、強力、暴力的人治行徑也能為民辦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決一些社會現實難題，但他們往往不會相信別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規則，甚至隨意破壞制度。

　　仇和落幕了，這是對“為官任性”的警示。有權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國理政，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個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真正為民謀福祉。

　　□胡印斌（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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