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熱點:唱衰中國經濟的觀點沒有說服力

　　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對世界的重要性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大。中國經濟為什么行，不僅是中國學者研究的課題，而且成為國際研究熱點。近年來，雖然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主流觀點依然看好中國經濟。本期觀察版刊登幾位國際和國內經濟學家的文章，從不同視角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面對的挑戰以及前景進行分析闡述。

　　——編者

　　中國經濟增長超出預期，仍有巨大空間

　　唱衰中國經濟的觀點沒有說服力

　　吉姆·奧尼爾

　　2001年末，我第一次使用金磚國家（BRIC）這個概念來討論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快速發展。2003年，我與高盛公司的同事一起預測了2050年的世界經濟格局，認為如果金磚國家和其他大的新興經濟體能夠實現其預期增長目標，那將會是一個與當時的格局完全不同的世界。現在的情況如何呢？

　　中國經濟奇跡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那兩篇文章引發了人們對“金磚國家”這個新名詞的關注。十幾年后的今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從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來說，中國已經成為金磚四國中的佼佼者。到2014年末，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已超過10萬億美元。10萬億美元是一個什么概念？它意味著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經是其他3個金磚國家經濟總量之和的1.5倍，也比法國、德國和意大利3國經濟總量之和還要多；10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是日本的2倍，而在2003年的報告中，我們以為中國要到2015年才能達到日本的經濟總量水平，更別提2倍了。

　　從經濟總量和增長的角度來看，需要指出的是，不僅中國在過去10年經濟增長迅猛，其他3個金磚國家也表現優異，但中國是唯一一個增長超出我們預期的國家。由于中國的突出貢獻，金磚國家很可能在十幾年后成為與G7（七國集團）同樣龐大的經濟集團。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相對于GDP總量的增長，民眾的個人財富才是影響他們生活的關鍵要素。但普遍認為，中國的人口已經基本穩定，那么人均GDP（衡量個人財富最簡單的方式）的變動必然緊隨GDP總量增長的步伐。中國的人均GDP已快速增長到7000多美元的水平，盡管一些測算指出中國的收入差距趨于擴大，但不可否認的是，好幾億中國人在過去30多年實現了脫貧，為聯合國實現2015年脫貧一半的千年計劃作出了顯著貢獻。實際上，主要由于中國的成就，脫貧一半的目標在2010年就達成了，這使得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研究者開始考慮提高貧困線水平。毫無疑問，中國是為世界發展作出最重要貢獻的國家。

　　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依然看好

　　那么目前來看，中國的發展前景如何？近年來，我與很多知名評論家進行過討論，其中一些人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持懷疑態度。可能有些地方沒有領會對方的要義，但我必須說其中的很多觀點是不具有說服力的。我不贊同這些消極的觀點是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城鎮化。

　　根據官方的數據，現在有超過50%的中國人居住在城市，與20年前相比是一個巨大進步。但這同發達經濟體和富裕國家70%的城鎮化水平相比，還是遠遠不足的。如果中國現在的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70%，那么我也會對中國能否保持快速發展持部分懷疑態度。已經有大量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英國工業革命的經驗，城鎮化絕對是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因為城市居民可以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各個方面拉動經濟向積極的方面發展。OECD（經濟合作組織）最近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支持了我的觀點，報告認為城市占國土面積越大，對生產力提高的推動作用就越強。所以，僅從城鎮化率這一個指標來看，中國經濟就仍然有巨大發展空間。

　　中國目前應該優先關注的問題

　　目前，中國應該優先關注哪些問題呢？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通過實施明確的計劃使農民工享有和城里人同樣的福利和公共服務。盡管我們可以預期到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會帶來巨大挑戰，但如果來自農村、居住在城市的人不能享有同等的待遇，那么城鎮化帶來的紅利（從住房需求到家具購置再到耐用消費品購買）就會消減，進而會導致農民工的個人儲蓄率居高不下，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資金來獲取城里人享有的資源，例如醫療和保險。中國正在這方面作出積極努力，例如提出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這不僅有利于改善農民工的生活，而且會增強經濟發展動力。

　　我曾經與中國經濟懷疑論者作過交流，他們認為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社會上沒有充足的男性勞動者參與到進一步的城鎮化進程當中。如果這個憂慮是真的，那的確是一個問題。從這個角度考慮，我認為中國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是明智的。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由兩個要素推動，勞動力的數量和勞動力的生產率。如果中國不在一定程度上調整計劃生育政策，那么未來極有可能面對巨大的人口轉型挑戰。同時，有大量證據表明，當人們財富增加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時候，往往傾向于生育較少的孩子。所以，一些人對于計劃生育政策轉變可能導致人口劇烈膨脹的擔心是多余的，通過較為緩和的方式逐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是合理的。

　　提出以上兩個問題的背景是，我贊同中國政府擴大消費比重以拉動經濟增長的努力。實際上，如果上述舉措能夠清晰、堅定地執行，它們將成為中國實現發展目標最關鍵的步驟。根據官方數據，消費占GDP的比重近年來逐漸攀升，2014年已經占GDP總量的51.2%。這個比重還應繼續提高，雖然不至于提高到美國70%的消費率，但至少要達到55%。事實上，60%左右是很正常并且可持續的消費率水平。除了要幫助農民工享有城里人的福利和公共服務，建立可靠的社會保險、醫療體系以及完善養老金計劃也至關重要，因為它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消費水平，從而適度降低高儲蓄率。

　　我也非常贊同更加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這是更文明的經濟體和社會所需要的，也與減少污染和節約能源的目標相一致。只有追求更有質量的經濟增長，中國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

　　（作者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范莎翻譯）

　　只有中國等少數國家充分利用了后發機遇

　　有效應對追趕式增長末期的挑戰

　　德懷特·帕金斯

　　高收入國家在發展中形成了豐富的技術和知識積累，后發追趕型國家只要采取正確的政策就可以充分利用這些積累，實現高速增長。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國家充分利用了這些機遇。這說明，國家領導者的正確決策對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自1978年以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經濟增長。30多年來，中國從封閉的計劃經濟穩健地轉變為開放的市場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高，貢獻了每年3%至5%的經濟增長。當前，中國GDP增速放緩的首要原因是，過去帶來生產率提高的那些變化不能成為未來生產率提高的源泉。繼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快速提高，必須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大多數情況下，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源自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未來，中國也會逐漸變成這樣。為此，需要繼續加強市場力量，包括將大多數國有企業置于市場競爭壓力之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應減少并透明化等。同時，還需要繼續完善法律體系，使得公司和個人在運用法律處理商業糾紛和其他領域的問題時，都認為其是公平、有效的。這些都是提高投資決策效率、掃除經濟發展障礙的有效舉措。所有這些和其他必要改革都寫入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現在面對的挑戰是如何突破既得利益的干擾，系統地實施它們。

　　即使這些改革措施都得到有效實施，中國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實現兩位數的增長。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結構性變革，就像日本、韓國等國家曾發生過的那樣。首先，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去的時代已經結束，從低生產率行業向高生產率行業轉移勞動力的急劇減少，將使中國的潛在GDP增長率降低1%左右。其次，驅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二產業目前占GDP的比重已接近峰值，服務業占比上升并超過第二產業，而服務業生產率提高要比工業慢。

　　也有觀點認為高于最近的經濟增長率是可以實現的，因為中國投資占GDP的比重仍然很高。但仔細分析可以看出，這很難做到。過去一個時期，中國投資增長最為迅猛的兩大領域是交通運輸和住房。短短一二十年，中國的交通和住房狀況大大改善。城市住房建設掀起高潮，家庭平均住房面積大幅增加。交通投資的繁榮使中國擁有了一個足以和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相媲美的交通系統。當前，中國的交通和住房需求仍有上升空間，但未來交通運輸業的大部分投資將會用于維護現有交通系統，住房建設投資快速增長的情況也不太可能再出現，因而它們對經濟的貢獻度將明顯降低。

　　由于占GDP將近一半的投資不太可能和過去一樣有效，現在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是要找到一種方法降低投資比例，并用更多的消費主要是居民消費來代替投資。如果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達到60%，而不是現在的50%左右，那么占GDP25%到30%的投資就可以有效地為居民提供他們額外所需的消費產品。但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是很困難的。降低居民儲蓄比例，可以采取發展社會化養老、醫保和社會福利等措施，但這需要時間，而且對儲蓄的影響短期內不太突出。真正的問題不是高儲蓄，而是居民收入只占GDP較小一部分。增加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關鍵是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希望在未來10年或更長的時間里，通過使工資增長快于GDP增長來提高居民消費比例。

　　綜上，中國在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里，將面臨住房和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效率下降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費較低等問題的挑戰。簡單地擴大現有領域的生產規模并增加貿易順差的做法已不可取，因為中國占世界市場的份額已經很大，很難維持21世紀第一個10年那樣的出口增長速度。因此，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深化市場化改革、扭轉投資效率低下的局面。工業和服務業企業需要加強科技創新、開發新產品，進而找到新的生產方式。鑒于改革的復雜性、艱巨性，以及開發新產品和生產方式比借鑒他人或做一些簡單的修改要困難得多，因而保持中高速增長是比較現實的選擇。

　　（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聶晶翻譯）

　　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由大變強的過程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效增長

　　王一鳴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最重要的是兩個轉變，一是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第一個轉變已接近完成，但第二個轉變明顯滯后，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模式尚未完全形成。我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與兩個轉變不同步有很大關系。延續中國經濟發展奇跡，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效增長、實現由大到強的質的飛躍。

　　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在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較少、經濟基礎薄弱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起飛，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近年來，一些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加劇，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傳統比較優勢減弱，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達到或接近上限，靠高投入、高消耗驅動經濟增長、偏重數量和規模擴張的發展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進入新常態，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需要由數量和規模擴張為主轉向質量和效益提高為主。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核心就是提高生產效率，包括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全要素生產率。只有生產效率提高了，企業才能保持或接近過去高速增長時期的盈利水平，投資的邊際產出才能保持穩定增長，經濟才不會隨要素投入增長放緩而明顯減速。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需要從追求高速增長轉向追求高效增長，將提高效率作為經濟發展的主旋律。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常態就是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躍升的過程，也是我國經濟由大變強的過程。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效增長必須推動產業向中高端水平邁進。產業向中高端水平邁進，核心是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重點是發展高端裝備、信息網絡、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推動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務業態發展，促使企業向研發、設計、標準、品牌和供應鏈管理等環節提升，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效增長必須增強創新驅動發展的動力。近年來，我國科技投入大幅增長，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但總體上看，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驅動，創新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還不強。如果說過去產業升級還可以依靠引進技術及其外溢效應來實現，那么，現在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條件的變化，產業升級對自主創新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形成歷史性交匯，為增強創新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提供了難得機遇。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市場導向、推動有利于提高產業競爭力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更多地依靠研發、設計、標準、品牌和供應鏈管理，推動產業向中高端水平邁進，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效增長必須以深化改革為牽引。增強創新驅動發展的動力，最根本的是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形成有利于創新資源高效配置和創新潛能充分釋放的體制機制環境。創新需要市場充分競爭和千千萬萬市場主體在試錯中找到創新方向，這就要求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強化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對創新的引導作用，增強市場主體創新動力，促進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發展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

　　（作者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01日 16 版）

相關內容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