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從湘潭大學情殺案看司法改革必要性

　　7月22日有媒體報道說，拖宕11年之久的湘潭大學“情殺案”于昨天實現“大翻盤”：因“情殺”而被先后4次判決死刑的被告曾愛云，在昨天的復審中被湘潭市中級法院最終判決無罪，當庭釋放。

　　今天也另有媒體報道說，最高法院官員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與死刑程序完善”學術探討會上透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將從2016年1月1日起在十個省市進行試點。以審判為中心，就是“偵查和提起公訴的辦案標準，應當符合審判程序的法定標準，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已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要依法進行糾正，避免發生冤錯案件。

　　從湘潭大學“情殺案”的偵察、公訴和審判的過程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十分必要。圍繞被4次判決死刑的“情殺案”被告人所展開的偵察、公訴和審判，實可以作為冤錯案件如何鑄成的標本。然而，更加不幸的是，實際上，這樣的標本在現實中并非稀缺，從佘祥林、趙作海、呼格吉勒圖、聶樹斌到浙江“叔侄強奸殺人案”，所有這些冤錯案件的鑄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以偵察為中心的司法過程。公訴機關、審判機關對偵察機關提供證據的取得手段、途徑、程序及其合法性缺乏有效的制約和否定權限，是冤錯案件屢屢出現的重要原因。

　　據媒體披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審判制度本身的改革，而更涉及到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所有司法環節。最高法院有關官員表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當中，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彼此關系的定位。這個表示，意指明確，意味著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將調整現有的偵察、公訴、審判機關三者的定位及其相互間關系。

　　而以審判為中心，實際上就是以庭審為中心，重點是以證據為中心。為此，就必須進行有關貫徹直接言詞原則以及證人、鑒定人、警察出庭作證等一系列司法配套制度的改革。當然，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貫徹強化控、辯、審三方關系當中的辯護方利益。湘潭大學“情殺案”的“翻盤”說明，沒有辯方的堅持，“情殺案”將鑄成不可挽回的冤錯。

　　在上述學術會議上，相關官員還披露說，死刑程序司法改革，也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死刑案件涉及到偵查、起訴、一審、二審，包括死刑復核程序各個環節。如何確保相關證人出庭，如何確保辯護權的實現，特別是辯護律師的積極參與，也是未來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在這些環節中，通過對每一個程序的完善，實現對人權的保障，達到限制和減少死刑適用，避免冤錯案件的發生。

　　從湘潭大學“情殺案”的前后經過看，如果最高法院沒有收回死刑復核權的話，那么，該案被告人早已被執行死刑，而永無“翻盤”的機會。因此，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應該充分吸取湘潭大學“情殺案”以及近些年公開披露的其他冤錯案件的教訓，從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過程中，倒逼證據取得手段、途徑的合法，提高審判證據的證據力，在審判環節截斷冤錯案件發生的流程。

　　上述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際上也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其總體目標就是要使偵查、檢查、審判等活動圍繞審判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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