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杜潤生歷經中共高層關于農改“難以消除的分歧”

　　微信公號“俠客島”10月9日消息，昨天(10月9日)，“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去世。很多年輕人對這位102歲老者的印象早已模糊，如果聽聞，也多是覺得“神一樣的存在”。因為在杜老叱咤風云的時候，不少人還穿著開襠褲滿地跑呢。不過模糊歸模糊，今天的朋友圈還是有不少人發帖懷念杜老。島叔想，雖然很多人對杜老的了解，可能僅限于“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有限的概念，但無疑我們在為一位世紀老人送行，也在懷念那個年代的改革激情和真誠。

　　1979年初，66歲的杜潤生來到新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報到。這個新成立的機構，歸國務院領導，指導各省、市、自治區農業委員會和中央相關農口部門的工作。陜西省委第二書記王任重由華國鋒提議，一躍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第一任主任，接替“大寨精神掌門人”陳永貴分管農業。杜潤生是當時3個副主任之一。

　　堅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副總理陳永貴下臺，是改革開放初期“撥亂反正”的一大標志。杜潤生是“包產到戶”的堅定倡導者，而他的上司王任重卻一直堅持集體經濟的主張。

　　在杜潤生的自述中，他這樣描述王任重：“王任重這個人聰明干練，好讀書，對新事物敏感，為人正派，作風民主，平等待人，工作能抓住要點。在許多問題上他是屬于思想開朗、能傾聽不同意見的人。在農村問題的許多方面，我們有共同語言，相處和諧。但對包產到戶，卻存在難以消除的分歧。”

　　其實，那時對于“包產到戶”，不光是王任重，華國鋒、李先念等決策層都不贊同或者表態含糊。文革結束后，中央出臺措施，讓農民修養生息，減免貧困地區稅收，搞水利建設，加大農業投資等等，但就是不觸及改革人民公社體制的問題。所以，當時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

　　為什么?還要不要社會主義?這是路線問題，是要犯政治錯誤的。當然，在當時很多人的嚴重，小農經濟分散弱小，只有集體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如果包產到戶，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就一夜退回解放前了嗎?

　　這是心結。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剛成立不久的國家農委召開了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責任制問題。七省是廣東、湖南、四川、安徽、江蘇、河北、吉林。這幾個省的領導有贊成包產到戶的，也有反對的，更有觀望的。而三個縣則是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四川廣漢，都進行過改革。

　　從會議成員的安排看，王任重是想聽取不同方面的意見。但就在這開會期間，發生了一起“張浩事件”。

　　張浩是甘肅干部，他到河南出差期間，在洛陽地區看到包產到戶的情況，覺得背離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就給《人民日報》寫信。當時華國鋒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邊上批示，批評農村出現的搶農具牲畜、鬧分隊的現象，認為影響了集體經濟。剛好這個時候，《人民日報》送了一份農村問題的社論交給王任重審閱，王任重就根據華國鋒的批示精神，批示道：態度要明朗，號召大家不要搞包產到戶，已包的說服引導，回到集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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