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公函求情”的背后是公權濫用

　　深圳羅湖區環境保護與水務局原副局長葉軍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賄被刑拘，檢方指控其收受賄賂64萬多元。該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時葉軍承認全部指控，葉軍的辯護律師出具葉軍單位出具的“求輕判”證明，希望法院從輕判決。(10月21日南方網)

　　因副局長涉嫌受賄被刑拘，深圳羅湖區環境保護與水務局竟然出具的“求輕判”證明，其雷人的的理由是“個人工作勤勉”。如此不惜動用“公函求情”，不把法律放在眼里，究竟為哪般?

　　近年來，“公函求情”屢見不鮮，其理由也是五花八門。比如，陜西中陜核工業集團公司發公函為受賄員工求情，法院將公函歸入案卷;麻陽縣文化局則稱貪腐官員“正值有為之年”;太原晉源區政府兩次為被告發公函稱“被告家屬多次上訪，為維護社會穩定”，要求法院“慎重量刑”;湖南雙峰縣稱李定勝是多家企業的董事長，如果不放人，會影響企業發展......

　　按理講，作為政府機關應該有最起碼的法律常識——不能干預司法。但為何讓是不是出現“發公函求情”呢?恐怕不僅僅是法律意識談薄那么簡單。一方面，既然是公文，其權力源自老百姓的賦予，為違法違紀官員發函求情意味著權力的濫用。另一方面， 公函求情是“官官相護”對法律的一種挑釁，是官官相護的潛規則使然。因為有時候，為出事的官員求情，實際上也是在給自己留后路。

　　“公函求情”當休矣。首先，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引以為戒，模范遵守法律，帶頭維護法律權威，支持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嚴禁“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其次，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相關單位發公函請求法院輕判犯罪嫌疑人，正是干預司法活動的不正當舉動，人民法院應予堅決拒絕。再有，要從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怪象，必須堅決對“公函求情”的單位領導予以問責,追究其濫用職權干擾獨立審判和公正司法的相關責任，切實維護司法公正。

　　在2014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專門對一些領導干部插手具體案件、干擾正常司法活動的現象進行強烈批評：“一些黨政領導干部出于個人利益，打招呼、批條子、遞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預個案，甚至讓執法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的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這是絕對不允許的!”因此，一言以蔽之，“公函求情”應予問責，決不允許“求情公函”成為干擾司法公正的“公器”，讓任何人、任何單位都不敢邁出干預司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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