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律師出國需提前上報”何以曇花一現

　　律師出國、參加各類交流活動和論壇研討會，應提前3日報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協——這是成都市司法局日前出臺的一份新規中的內容，該規定題為《關于進一步做好近期律師行業安全穩定工作的通知》。這一要求幾乎在瞬間就引發了律師界的強力反彈，多名律師指稱：如此要求并無法律依據，有司法行政機關“擴權”之嫌。就在輿論漸漲之際，12月1日傍晚，成都市司法局發布消息稱，經研究，決定撤回有關“律師出國需提前上報”的規定。

　　律師界，尤其是刑辯律師界這些年來不平靜。這種不平靜，一方面表現為律師界的確出現了幾位“黑律師”。對一個職業來說，有那么幾個敗類，再也正常不過了。這和法官、檢察官群體也有腐敗分子，也不乏違法犯罪的個案一樣。律師從來不享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甚至刑事法律對律師還“格外關照”，比如專門為律師“量身定做”了“律師偽證罪”。但是要看到，這一“不平靜”，實在構不成行政部門要對律師群體進行“維穩”的理由，也不能就此增設新的行政許可。

　　律師行業不平靜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律師身份變遷之后，給司法行政部門帶來了監管上的難題。1979年，《律師工作暫行條例》頒行。重新登上歷史舞臺的律師被定性為“國家法律工作者”。顧名思義，律師的職能在當時就是代表國家，維護國家利益。因此，律師和其他公務員一樣，受行政機關管轄。

　　但到1996年《律師法》頒布，律師的性質有了根本的變化。“社會法律工作者”取代了“國家法律工作者”，律師成了獨立執業者。作為當事人的代理人，律師代表的既不是國家，也不是公眾，而是委托他的當事人。律師的管理體制也從過去的司法行政部門直接管，變成了“監督、指導”。既有權力的失去，對司法行政部門來說，總是顯得有些不情愿。于是，想盡辦法“擴權”，就成了一些基層司法行政部門的選項。

　　對于公權力來說，法無明文授權即禁止。不管是司法行政機關還是律協，都無權在法律之外對律師設立新的行政許可。不管這種許可是不是基于安全穩定的目的。去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這一條當然也適用于律師。要做好律師行業的安全穩定工作，就得先維好律師的權，而不能以侵犯律師合法權益的方式來維律師的穩，那只會適得其反。本報特約評論員王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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