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十年浩劫不同派系爭奪“解釋權”就是黨性不足

　　中國紀檢監察報12月8日刊發署名文章稱，在批評某些黨政機關懶政不作為時，我們往往會指責其“黨性不足”;在批評某個干部作風不正時，也常會在具體批評之外加一句“黨性不純”。

　　文章表示，黨性是一個具體的范疇，而非虛無縹緲之物。強調增強黨性，都是為了解決特定時期的具體問題。

　　文章認為，黨性也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黨組織在不同歷史時期面臨著不同的任務，黨的領導人對黨性的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對黨性內涵的概括也是有所側重的。

　　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黨性的強調著重體現在各抗日根據地要建立統一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雖然各根據地存在地理、人文、社會等方面差異，但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能自行其是，否則黨所領導的敵后抗戰就不能取得最后勝利。文革后期，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進行整頓時對黨性的強調則著重體現在要反對派性、整頓秩序、恢復生產等方面。十年浩劫，運動不斷，大到企業、機關，小到家庭、鄰里，都分裂成不同派系，整日為了爭奪對正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而進行無休止的斗爭，這恰恰就是黨性不足的表現。

　　以下為全文：

　　黨性這個概念，想必每位共產黨員都不陌生。在批評某些黨政機關懶政不作為時，我們往往會指責其“黨性不足”;在批評某個干部作風不正時，也常會在具體批評之外加一句“黨性不純”。其實，黨性既不是高深的理論，也不是玄乎其玄的概念，它就是我們每位黨員、每個黨組織在實踐中所應體現和遵守的我們黨的性質、宗旨，紀律、規矩，以實際行動來體現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如果說指導思想是一個政黨的靈魂，那么黨性就是政黨的骨架。靈魂離不開骨架，骨架也離不開靈魂。

　　我們黨歷來強調黨性，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在有關決定中就提出要加強全黨的“黨性教育和黨性學習，決不可輕視這個絕大的問題”。同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專門強調增強黨性鍛煉的重要性。黨性是一個具體的范疇，而非虛無縹緲之物。強調增強黨性，都是為了解決特定時期的具體問題。我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是領導革命的先鋒隊，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領導核心。黨的先鋒隊性質，就要體現黨組織在資源整合、干部配置、群眾動員以及政策執行等方面的優勢。黨性虛無縹緲化帶來的后果，就是只把黨性抽象停留在連篇累牘的匯報材料和講話稿中，而忘卻了黨組織本身特性的構建、個人具體的實踐。黨性也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黨組織在不同歷史時期面臨著不同的任務，黨的領導人對黨性的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對黨性內涵的概括也是有所側重的。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黨性的強調著重體現在各抗日根據地要建立統一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雖然各根據地存在地理、人文、社會等方面差異，但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能自行其是，否則黨所領導的敵后抗戰就不能取得最后勝利。文革后期，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進行整頓時對黨性的強調則著重體現在要反對派性、整頓秩序、恢復生產等方面。十年浩劫，運動不斷，大到企業、機關，小到家庭、鄰里，都分裂成不同派系，整日為了爭奪對正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而進行無休止的斗爭，這恰恰就是黨性不足的表現。

　　回顧黨史，不難發現，黨性既體現在黨組織整體上，也體現在每位黨員個人身上。黨組織因堅強的黨性才成其為黨，黨員也因黨性強才成為組織一員。個人黨性不足害人害己，普遍黨性差則會貽害黨的事業。當下，我們正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面對“四大危險”、“四種考驗”，各級組織、全體黨員都應緊密團結在黨章旗幟下，切實增強黨性鍛煉，嚴守黨規黨紀，捍衛我們黨的先鋒隊性質，維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作者夏璐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研究院、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原文標題為《共產黨人的黨性》)

相關內容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