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可怕的不是準岳母要開的“奇葩證明”

　　近日，一位年輕人到福建泉州市安溪縣公安局要開無犯罪記錄證明，理由是準岳母要求“無犯罪記錄”才同意女兒出嫁。但從去年8月22日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專項行動辦公室就取消了18項不該由公安機關出具的證明，其中第14項，就是不給個人開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經辦的民警小王堅持不能開，這個小伙只好憂郁地離開了。(1月20日《海峽都市報》)

　　時下但凡牽涉到“奇葩證明”，總能引發關注。此前諸多領域需要公民開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就被認為是“奇葩證明”。但這個新聞，嚴格上說，其實與“奇葩證明”無關，而只是關系到準岳母的“奇葩要求”，其頂多只能說是眾多所謂準丈母娘對準女婿“奇葩要求中”的一項而已，不必將之與一些公共領域或制度中要求開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相提并論。

　　在相關部門明確要求不再開具“無犯罪記錄”后，對“無犯罪記錄”證明的適用其實也作出了明確的限定范圍：無犯罪記錄是公安機關內部掌握的情況，國家行政、司法機關政審、調查或企事業單位重要崗位人員任用需要了解的，應由需要單位派人持有效證件及單位介紹信，到公安派出所給予出具證明，對個人一律不予出具。可見，不僅個人開不到無犯罪記錄，派出所也沒有義務去開具。所以，從法律上看，這位準岳母的要求其實是無法實現的。不過，畢竟是準岳母，通過雙方之間更多的溝通，其實完全無需這一證明。

　　而真正需要警惕的開“無犯罪記錄”的要求，其實不是有類似“無理”要求的準岳母，而是一些不合理的規定、制度的“任性”。此前有媒體就報道稱，雖然目前“無犯罪記錄”等奇葩證明已經明確不再開具，但記者采訪銀行、房產中介等基層部門和單位卻發現，由于種種原因，對于證明材料甚至“奇葩”證明的需求量依然很大。換言之，對“奇葩證明”仍有要求的可不只是“奇葩”準岳母，那些公安機關已經不再開具，但卻依然受到種種不合理制度“規定”的“奇葩證明”或許還在難為更多的人。

　　因此，正如此前媒體早就呼吁過的，對于奇葩證明的清理，不能止于公安機關“不再開具”，而更要加大對奇葩證明“市場需求”的清理力度，如此才能讓更多的人實實在在的免于奇葩證明之擾。在某種程度上，奇葩證明的“去而不廢”，其實是源自某種社會管理思維的慣性，而連準岳母都要求女婿去開所謂的“無犯罪記錄”證明，也很難說不是在過去那樣一種社會管理思維下被塑造出的“怪誕反應”。這也更加驗證了，社會管理理念對于普通人思維與行為的塑造作用。連普通人都如此，那么對那些長期以來習慣了種種靠“證明”去辦事的機構而言，要真正刷新管理思維，及時終結不合理的“證明”要求，其難度就更不應該低估了。

　　一位準岳母對于準女婿的“奇葩”要求，沒那么可怕，也實在不足慮。真正值得關注與反思的是，這樣的要求是否有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而類似于制度層面對于個體的強制性“奇葩”要求，又是否得到了有效的終結?這才是這個頗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個案中，應該讀出的“嚴肅”和予以正視的真問題。(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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