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街區制應不會沖擊居民利益強制推行

　　新華社21日播發了國家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若干意見的文件，該文件就破解城市發展難題拿出了很多實招，被認為勾畫了十三五乃至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城市發展的“路線圖”。

　　其中該文件提出我國今后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這吸引了互聯網上的廣泛關注，并出現不少懷疑聲音。

　　反對者們認為封閉住宅小區安全，打開小區會導致原有相對較好的環境被破壞，居住空間也被擠占，如外人在小區路上占道停車等。他們還提出，小區公共空間已被業主們集體購買，分攤到他們房產的價格中去。還有一些人擔心小區開放后來往車輛增多將使老人小孩面臨危險，今后散步不方便了，等等。

　　推廣街區制是一個善意的方向，然而互聯網上的這些意見應當說反映了當下中國城市居民的現實關切，值得有關部門認真聽取，在制定、執行具體政策時統籌各種關系，確保城市規劃思路和風格的平穩過渡。

　　應當說，街區制不僅是全球城市的主流做法，它在中國也不是新事物。中國城市居民區過去大多是開放的，如北京的胡同以“條”相隔，上海的弄堂亦很類似。北京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開的方莊等大居住區也總體是開放的，內部區隔的子小區都不大，整個居住區內有多條公共道路。

　　但是后來北京出現越來越多巨型樓盤，它們各自圍起來，形成“獨立王國”。全國大中城市的情況也很類似，一些中上品質社區的居民對小區內部環境形成很高依賴，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面貌，也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形態。

　　封閉社區與中國的“院墻文化”可謂一脈相承，在一些發達國家，大學、政府機構不少是開放的，沒有院墻，大學總體上與城市融為一體。中國肯定是世界上院墻最多的國度之一。

　　這不全是安全擔憂所致，其實北京過去“開放”的胡同也是由一個個四合院組成，各地從政府到寺廟幾乎都各自成院，院墻應當說對應了中國人獨特的文化傳統和被近代社會現實加強了的心理防線。

　　在城市人口密集處打破畫地為牢的格局，從長遠看無疑是積極的。然而我們應清楚這需要一個有相當難度和時間長度的轉變過程，實現它的平穩應重在引導和順勢而為，充分考慮其實際可操作性，避免它成為類似“拆遷”式的強制推進。

　　從新建社區不再封閉做起，文件的這一主張是穩妥的。如果開放社區的樓盤能夠賣得出去，就會對新的居住風尚形成示范，逐漸積累對城市規劃改造的積極影響。

　　開放老的社區，恐怕要從超大型社區、其封閉性對包括區內業主在內的當地群眾構成嚴重生活妨礙，群眾對開放社區本身就有愿望的地方做起。對道路交通影響不大、且牽扯到復雜物權的小區，不應被過早列入開放規劃的范圍。

　　開放城市的封閉大院不應只針對住宅區，一些實際安全保密壓力不大的社會組織機構大院如果處在完善城市交通網絡的重要位置，也應去大院化。它們包括大學、部分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等等。應當鼓勵它們當中一些單位帶頭拆除圍墻，融入城市的街區化進程，對城市的深度開放性注入推力。

　　同時還應努力做到讓“拆除圍墻”的單位和小區民眾從中獲益，營造雙贏格局。中國城市建設想要升級，變革的牽動面會相當廣泛，當中出現爭議無可避免。不應放大眾說紛紜的意義，尤其不必將之上綱上線。大家都希望城市好，公眾積極表達意見是現代城市治理的題中之義，也應被看作社會活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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