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當“官方”被互聯網輿論場鎖定時

互聯網輿論場的神奇性不斷呈現，它構成了中國社會治理者們最不熟悉的挑戰之一。互聯網產生于西方，但它傳入中國后，其自帶的輿論生成機制和動員功能都得到了新的發揮。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變量可能是中國社會的規模和差異性都很大。一件引發不滿的事，當全國范圍內的批評者一起參與時，就瞬間形成了轟轟烈烈的輿情。

互聯網有能力放大事件，根本在于它實現了某種情緒和感受大范圍的呼應。讓某個具體人為某種普遍的不滿買單，或者將一個群體具象化，可以在互聯網上做得千變萬化，也出神入化。很多情況下輿論的批評、揶揄也是一種狂歡，它們有時不僅是社會情緒的聚集，還是釋放。

互聯網有很強的廣場效應：嘈雜、激烈。也許是因為現實中批評政府不太容易，大量網上批評針對了官員，而且那些官員常常被“上綱上線”為整個“官方”和“體制”的化身。互聯網的這種能力吸引來各種力量，官方也因此越來越重視它。

表達對官方的不滿情緒突然變得如此容易，這樣的進化對中國來說極不尋常，整個中國輿論場也從此變得不同。

在超大社會里，一些官員和官方機構的不當表現毫無疑問數不勝數。有些在小眾環境里屬于一般性的問題，拿到互聯網語境中，就會變得荒唐、嚴重。

雷洋事件是一個不該發生的、被懷疑存在違法情節的基層執法意外，它發酵成超級輿論危機后，整個警方體系的執法公正性受到質疑。南昌鐵路局微信公號不久前宣傳一名年輕黨員新婚之夜抄寫黨章，觸發轟動的負面輿情。近日重慶沙坪壩三峽廣場的一組名為“昭君牧羊”的雕塑又引發網上關注。廣場管委會負責人回應稱，“王昭君生活在塞外，應該是有牧羊經歷的。”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當事者顯然代表不了“官方”的認識水平和對待問題的態度，但在互聯網時代，“官方”被看成整體，而且被推到為人們的一切不如意承擔最后責任的位置上。政府當然做不到迅速消除所有基層問題、以及確保在出問題時所有基層官員的態度都達到互聯網要求的正確水平。但當激烈輿情一波波涌來時，這些話是說不清的。

中國引入了互聯網，但沒有效沖淡、乃至對沖“網上炒作”的機制。傳統管理辦法被倉促用于互聯網管理，但互聯網輿論場的“一枝獨秀”地位繼續強化，吸引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在炒作和管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中，前者更為靈活，不斷跑贏競賽。網民權利意識的成長也快于許多官員對職守的現代理解。

官方一直試圖引導公眾的注意力，但官方設置的議題常常無法與互聯網的炒作話題競爭。后者具體、總是以現實戲劇性沖突為坯子，能瞬間點燃人們的焦慮和不滿。

互聯網上不停風來雨去，增加了人們的不確定感，會對現實社會的穩定產生潛移默化的侵蝕。客觀說，治理是必不可少的。與此同時需要看到，網上問題是現實社會問題的折射，改善互聯網輿情的很多功夫恐怕要用在網絡之外。

抓基層治理應是重要切入口之一。各地的實際治理水平差距很大，改善基層官員遇到問題時的態度，比提高實際治理水平還是更容易做到些。比如雷洋事件一發生，警方如能立即妥善回應網上輿論場的關切，事態的后續發展就很可能大不一樣。

官方要逐漸習慣輿論的質疑，澄清事實也要在充分承認這種權利的基礎上。盡管每次都有大量社會上的泛泛情緒卷入，也會有少數反體制者試圖擴大事態，但官方回應不能將極少數別有用心者作為態度的針對者，更不能簡單概括為大眾的“不成熟”。

任何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多管公眾最期望政府承擔的事，在公眾看法不一致的領域，管理不妨慎重些，避免激進。急公眾之所急，思公眾之所怨，行力所能及，止法所不許，輿論一定會有所感知。互聯網的輿論風頭說不定就會逐漸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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