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朝鮮半島外交關系在新時代定調

　　來源：中國網　　　　　　　　　　　　2013-10-22

　　中國對朝鮮半島外交關系在新時代的定調，不僅是考驗學者們、亦是考驗中國決策者們的一個難題。中國是選擇定調還是選擇采取藕斷絲連的模糊定義辦法，都將是留給思考者們的迷思。

　　作者：高鵬

　　近一段時期以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相繼出訪東南亞國家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東亞峰會，這一列眼花繚亂的外交行為，本身就能反映出中國國家領導層對東亞（廣義上的東亞地區）的重視。與此同時，學術界也不甘寂寥，清華大學于10月19日舉辦了主題為“中國東亞政策轉型”的安全論壇，與會學者專家就諸多東亞議題進行了互動交流。決策層與學術界在東亞問題上的行為與學術宣示集中爆發于10月份，釋放出了一種中國對東亞地區的關注只會在現今基礎上持續走高的信號。

　　而在一系列與東亞地區相關的議題中，一直占據重要分量的朝鮮半島議題，中國不管就關注度還是行動力上，毫無疑問是在既往基礎上加強、加重的，并且中國對半島外交政策似乎正在審慎的“大轉變”。就這一結論而言，目前有兩重邏輯論據可為之背書。

　　現實邏輯下的政策轉變

　　中國對朝鮮與韓國兩個半島國家的外交政策，一直以來明顯側重點不同。中國對朝鮮的重視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開始，一直（除卻文革那個不正常的年代）采取一以貫之的立場，積極發展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間關系，在朝鮮戰爭、領導人的選擇以及統一政策問題上，中國一直選擇支持朝鮮方面的外交政策；1992年8月24日與韓國的建交，此前的中國也對朝鮮作了最大限度耐心細致的解釋；甚至在朝核問題出現的20年里，中國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都對朝鮮實行中立略偏的外交政策，給予了朝鮮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同情。

　　而對韓國則有所不同，中韓兩國建交前的冷戰歲月里，因為兩國所選擇的意識形態，中國一直對韓國持敵對立場；而在兩國建交后，屬于高級政治領域內的兩國外交，卻一直滯后于欣欣向榮的經濟貿易往來，即使在2008年5月28日中韓兩國國家元首決定將兩國由全面合作伙伴關系提升為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之后，中韓兩國外交關系中姿態的成分仍大于實際的意義。

　　但是我們發現，經歷了一個歷史時期以后，中國新一代領導層對朝鮮和韓國的外交政策似乎起了明顯變化，這些變化通過中國最近外交的微妙舉動可見一斑。對此六方會談的前美國代表希爾在10月19日接受韓國中央日報采訪時，有比較切中要害的說法，“中國現在開始將（外交戰略）中心軸從朝鮮移到韓國。以國賓禮遇招待樸槿惠總統，而未邀請金正恩就是強力的信號。如果寫進歷史書，那就是樸總統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首腦會談時，朝鮮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在平壤與（美國籃球明星）丹尼斯·羅德曼（Dennis Rodman）一起在家里。”甚或有媒體認為，李源潮副主席7月25-28日訪問朝鮮時，將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帶感情色彩的“抗美援朝”重新表述為更為中性的“朝鮮戰爭”，就能看出中國對朝態度的轉變。當然近期中國對朝鮮和韓國外交政策的這種微妙卻又大幅的變化并非一種突兀的臨時想法，而是有著一個過程。對朝鮮，這種變化過程始于2006年10月9日朝鮮試驗核武，當時中國外交部就該事件的表態是“堅決發對”，2009年5月25日，朝鮮再次核試，中國的表態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視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悍然實施核試驗，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2013年2月12日，朝鮮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這一次直接導致了中方召見朝鮮駐華大使，進行了嚴正交涉。所以朝鮮的這種悖逆國際社會呼聲的舉動，一步步加深了中國高層的惡感，再加之中方所主辦的幾輪六方會談破裂，里面都有朝鮮方面的因素，因此，兩國關系在2006-2013年間達到一種臨界（going critical）的狀態。

　　對韓國，中國外交政策真正的變化，客觀說來是從金大中政府時代開始，金泳三政府時代，中韓外交關系平淡無奇，就像黃仁宇先生描繪中國的萬歷15年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代一般。但從金大中時代開始，中國政府對韓國的好感陡增，“陽光政策”也讓中國看到了半島局勢緩和的希望，這與中國歷來堅持的半島局勢和平穩定、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大原則是符合的；而盧武鉉政府時代更是兩國政治外交關系的小高峰，盧本人繼承了金大中的對朝陽光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更表現了“疏美親中”的一面；雖值李明博政府的5年，中韓兩國關系又回歸平淡，但是樸槿惠總統甫一上任，就首訪中國，顯示了對中國的重視，因此在2000-2013年的時段內，中國對韓國的外交政策的變化也就成為中國外交的題中應有之意。

　　冷戰時代的對抗邏輯

　　冷戰時代，朝鮮半島地區維持的是一種對抗邏輯，蘇、中、朝組成的北三角同盟與美、日、韓組成的南三角同盟在此間進行了國際關系現實主義者所聲稱的零和博弈，你之所得即為我之所失，反之亦然。在這種大環境下，中國外交可選擇的余地不大，即使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緩和以后，以及中國因為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遭受朝鮮質疑以后，對朝鮮仍然是“不離不棄”，雖然中國國際冷戰史研究的頭號專家沈志華認為中朝關系在朝鮮戰爭期間就體現出一種國家利益至上、而非唇齒相依的關系，但中國經典教科書里長久以來所宣稱的中朝兩國是鮮血凝成的友誼，是血盟關系的圖景，仍縈繞在中國領導層與大眾的頭腦之中。

　　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隨著中韓建交，隨著東北亞地區經貿互相依賴時代的來臨，這種大氣候越來越要求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作出調整，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存在也越來越要求以另一種邏輯來代替對抗邏輯。1991年鄧小平曾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從歷史上來看，同盟是不能相信的。軍事同盟也不能相信。（未取得對方同意不能廢除的中朝同盟條約）也并不是堅不可摧的。只能相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中國最終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國際社會一員之后，我們注意到2006年中國時任總理溫家寶公開宣稱，中國不會做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修正主義者、不會公開挑戰美國的地位，而這個發言的時間點恰恰是中國在朝核問題上對朝方最后的“溫情”時刻，之后，中國外交與韓美采取了似乎更加合乎時宜的、合節拍的合作邏輯路徑，而對朝鮮核試則越來越持嚴厲態度。如果說，中國在2001年第一輪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開始嘗試與美韓等國走合作邏輯的路徑、中國對朝外交起了變化的話，那么從2006年開始至今，中國此后的外交越來越在“朝——韓”的閾值里，游離朝鮮，靠向韓國，而中朝關系越來越像“正常的國家間關系”而徹底告別“血盟關系”，用希爾接受采訪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外交戰略的中心軸開始從朝鮮移到韓國”。雖然波普爾主義者宣稱，未來終歸不可預言，但我們可以預測的是， 1961年9月10日生效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其第二條規定的中朝對方所負的軍事義務，終將在不久的將來完成它的使命。

　　外交政策轉變帶來的后續思考

　　如果說中國對朝鮮半島外交政策的轉變，根據現實邏輯和可預期邏輯來判斷，是適逢其時的話，那么要為目前這種仍在動態發展的轉圜定調則顯得十分困難。就目前來看，在朝韓關系、美朝關系仍存較大罅隙的情況下，因此國內有些學者的主張——找尋中朝關系與美韓關系“兼容”的路徑——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另外，中國與韓國關系短期內不可能發展到“類盟友”或“準盟友”的地步，畢竟美韓同盟的指向對象迄今為止并未被宣稱改變過，中國不可能在此時像甩包袱一樣完全“拋棄”朝鮮，以一種對抗邏輯代替另一種對抗邏輯，使朝鮮成為“東亞孤兒”，因為在東亞地區的共同議題中，缺少了朝鮮的參與是不可想象的，也不能成為完整的東亞共同議題。

　　所以，中國對朝鮮半島外交關系在新時代的定調，不僅是考驗學者們、亦是考驗中國決策者們的一個難題！中國是選擇定調還是選擇采取藕斷絲連的模糊定義辦法，都將是留給思考者們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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