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

　　35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讓沉寂已久的中國大地煥發出春天的活力，廣袤的農村首先實現了復蘇和發展。1984年的秋天，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重要論述，城市經濟緊跟農村改革的腳步，煥發出巨大活力。20年前的深秋，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內容，奠定了我國經濟持續繁榮發展的體制基礎。10年前的秋天，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任務，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全面進步。

　　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之所以具有如此偉力，主要是因為它推動我國實現了以下五個方面的重大轉變。

　　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

　　十年“文革”結束后，我國雖然進行了初步的撥亂反正，恢復并穩定了國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響依舊強大。“兩個凡是”和“以階級斗爭為綱”仍然占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國家的發展進步仍然受到禁錮。1978年5月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從思想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號召人們徹底打破思想枷鎖，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打破了教條式的理論禁錮，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成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上，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正是由于有了這個轉變，才可能改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改變封閉半封閉的狀況，進而迎來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改革開放的思想內核，為我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論活力源泉。

　　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

　　今天，我們已經徹底告別了由國家計劃統配社會資源的時代，市場繁榮、產品豐富。絕大多數人認為，遵循價值規律、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實際上，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極為不易，是改革開放曾經走過的最艱難的歷程，也是到目前為止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就在農村和局部地區鋪開，農村生產力迅速得到解放，農產品日漸豐富，但城市經濟因延續計劃管理體制未見大的起色。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后，經過不懈探索，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發展構建了最為重要的制度基礎，使價值規律深入到社會經濟的每一個微觀單元發揮作用，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創造活力、發展熱情。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5個主要環節：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要求圍繞這些主要環節，建立相應的法律體系。其后1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以這5項工作為中心，推動了我國的發展進步。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任務，要求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無疑，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偉大創舉，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向全方位對外開放轉變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各項工作中長期存在一種“左”的偏見，盲目自信，唯我獨尊，排斥國外好的做法和經驗，使我國經濟管理、技術進步、產業發展等很多方面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新時期。1979年初，國務院決定設立蛇口工業區。同年7月，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按照市場取向進行改革探索。1984年，國務院決定大連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進一步對外開放。1985年，中央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廈漳泉三角地區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海南成為經濟特區。1990年中央推進形成了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長江流域開放帶。這一階段的對外開放，引進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使國內商品市場豐富和繁榮起來，使市場因素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沖擊了計劃經濟的樊籬，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擴大，由沿海地區迅速向內陸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吸收利用外資從彌補“雙缺口”為主轉向優化資本配置、促進技術進步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轉變，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利用外資實現新發展，規模和質量全面提升。2003—2011年，我國非金融領域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7164億美元，年均增長9.2%。2010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突破1000億美元，2011年達1160億美元，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二位，并連續19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改革推動了開放，開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為使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中央政府部門清理各種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規19萬多件，使涉外經濟法律法規與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相一致。一些長期難以突破的頑疾在這個過程中被順利克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得到進一步完善，經濟社會迸發出更大活力。

　　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向法治社會轉變

　　我國有著數千年的封建歷史傳統。堅定走依法治國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巨大的歷史進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同志就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黨的十四大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依法治國的要求更加迫切，因為市場經濟必須是法治經濟。正是順應這一歷史發展潮流，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鄭重地提了出來，并把過去“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提法改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極其鮮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1999年3月，全國人大對憲法進行了修改，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12年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能夠從根本上杜絕“文革”那樣的政治混亂，進而保障經濟社會在穩定的環境下順利發展。法治還是現代市場經濟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主體的微觀交易行為，比如商業談判、簽訂契約、解決糾紛等，無不需要法治的規范。市場交易遵循成熟的法律制度，糾紛能在良善的司法體系中獲得合理解決，市場主體就會產生穩定的預期，就會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市場經濟的活力就會進一步釋放。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全面走向法治社會，必將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

　　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向全面小康社會轉變

　　改革開放改變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狀況，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社會財富迅速增長，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30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呈現出大幅度增長態勢。從1978年到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24565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7917元。居民消費結構從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變，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分別從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2年的36.2%和39.3%，人民生活從滿足于吃飽穿暖轉變到更加注重個性和享受的多層次消費。居民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0年的74.8歲；文盲率從1982年的22.8%下降到2010年的4.1%。改革開放給人民生活帶來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一步步變為現實，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創造性，為我國的發展進步帶來了無窮的活力。

　　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改革開放沒有止境，因為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經濟基礎是不斷變化的，因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必須不斷調整以適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從實踐來看，以上五個方面的轉變還是初步的，繼續深化和提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艱巨的任務要完成。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籬。新階段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改革，努力破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難題，消除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通過改革為經濟發展增添新動力，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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