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改革道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順應了世界發展潮流，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新的篇章，標志著中國已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階段，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意義。我們必須以《決定》為指導，進一步豐富中國特色改革道路的內涵，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新階段。

　　一、中國特色改革道路的巨大優勢

　　人類社會文明歷史，就是一部革故鼎新的變革史。新中國成立之后，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下，全國人民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辟了探索之路，積累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但由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經驗不足，國民經濟發展遭遇了嚴重挫折。是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地舉起了改革開放的大旗，堅定探索發展新途徑。35年來，在歷屆黨中央帶領下，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有力地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向全人類清晰地展現了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新形態。這是一條優勢巨大、值得全體中國人民倍加珍惜的改革之路。

　　中國特色改革道路內涵豐富。實踐告訴我們，成功的改革，需要正確的方向和可行的方法。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既堅持了正確的方向，又找到了可行的方法。

　　堅持原則而又不失變通。鄧小平同志曾明確告誡：“四項基本原則”一百年不變。這就是說，中國的改革必須以鞏固而不是削弱、發展而不是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為出發點。另一方面，當今中國的發展面臨著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從未遇到的問題，面臨著發達國家發展進程中從未遇到的挑戰，中國的改革既不能照搬“本本”，也不能照抄他國經驗，必須從現實國情出發，創造性地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國改革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為制度創新留下了廣闊的空間：我們把社會主義國體與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構筑了政府和市場各展所長、各彰其力的經濟調控制度。

　　漸進而又不失時機。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中國的改革，與實行“休克療法”的俄羅斯等國家不同，總體表現為漸進的特征：改革由易到難，從局部到整體，先增量后存量，先農村后城市。漸進式改革可以避免因劇烈的體制變革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激化，使改革的成本保持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并且不至于犯顛覆性錯誤。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改革徘徊遲疑，裹足不前。對于那些看準了的改革，中國領導人抓住機遇，當機立斷、雷厲風行。上世紀90年代推行的財稅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就是經典案例。

　　統籌協調而又不失激勵探索。中國的改革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利益關系調整艱難復雜，需要統一部署、協同推進。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中央委員會，都在其召開的三中全會上討論改革議題，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各部門各地區的改革都是在這些綱領性文件指導下進行的。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同地區所處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不同甚至相差甚遠，改革需要各地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進行積極地探索。發改革先聲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基層改革探索的成功典型，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等一系列改革試驗區的設立，也是為了激勵改革探索，積累改革經驗。

　　堅持開放而又不失提升自我。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對外開放不僅為中國發展開辟了市場空間，帶來了所需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而且促進了中國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領域的改革。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方式和企業治理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中國的開放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出發點進行的自主開放。這種開放是全方位的，而又是有助于提高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是深入的，而又是與中國所處發展階段、所具備的全球市場競爭能力相適應的。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改革道路優勢巨大。正是這樣一條道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有效提升了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增長，盡可能地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有力地鞏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有效地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了物質財富的巨大增長，大幅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廣大人民的勞動熱情，釋放了企業家的創新活力，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形成了多元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格局，促進了經濟高速增長。1979—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創造了現代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現在，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制造業大國及第一出口大國，已成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60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國家，徹底甩掉了戴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貧窮落后的帽子。

　　改革在促進快速發展的同時，保持了社會大局的穩定。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注重讓改革帶來的發展成果盡可能地惠及全體人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各地區，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無論是東部、中部還是西部，都實現了明顯快于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增長；中國的社會各階層，無論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還是其他社會階層，都明顯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1978—2012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長到24565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長到7917元。在改革進程中，中國妥善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對于每一項重大改革政策的出臺，都既注重把握時機、節奏，又充分考慮社會可接受程度，有效地避免了一些轉型國家曾經出現的經濟嚴重衰退和社會劇烈震蕩。

　　改革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探索了人類社會在不同國體下不同的成功發展道路。進入上世紀80年代，改革浪潮幾乎席卷了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在改革過程中，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驟然解體，東歐諸國也紛紛改旗易幟。社會主義制度還能否存在以及還能存在多久，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1989年，日裔美國政治學家福山甚至拋出了所謂“歷史終結論”，認為共產主義即將終結，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然而，中國的改革，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間，成功走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并在這條道路上實現了經濟騰飛和社會的和諧。福山也在2009年承認，“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二、應對新形勢需要不斷豐富完善中國特色改革道路的內涵

　　中國的改革之路，是成功之路，是光明之路，具有強大的優勢，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同時，由于發展所處的階段和環境會發生遷移與變化，中國特色改革道路必然要不斷豐富其內涵，使其更能反映時代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大發展時期。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經濟政治格局和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顯現，尤其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一調整變革的步伐明顯加快。一方面，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結構性問題遠未解決，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且風險和挑戰增加，全球針對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的結構性改革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新技術革命的前景還需進一步觀察，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全球經濟低速增長成為常態。另一方面，國際政治格局大幅調整，西方國家實力整體衰減的跡象日漸顯現，新興國家崛起的趨勢不可逆轉，G20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作用提升，圍繞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治理問題的博弈更趨復雜激烈，多種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相互依存、競相發展的趨勢基本確立。至此，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不斷提升，但面臨的外部壓力和挑戰明顯增加，西方國家在希望分享中國發展紅利的同時，也出于國家戰略利益、意識形態等因素采取各種手段遏制中國，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嚴峻復雜。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發展環境和條件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中國經濟已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經濟增長正逐步由高速轉為中高速，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財政金融、經濟結構風險日趨顯現，而且不無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可能。因此，以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核心，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實現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外需拉動轉向更多依靠消費和內需帶動，由主要依靠制造業帶動轉向更多依靠創新和服務業驅動的發展方式，已成為亟待解決的歷史性任務。其次，在經濟領域的矛盾不斷積累的同時，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領域的矛盾也日益凸顯。貪污腐敗屢禁不絕，思想意識出現極端化傾向，貧富差距拉大，食品藥品安全、社會治安問題較多，自然生態環境惡化之勢久未逆轉。更為突出的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領域矛盾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突發事件、惡性案件多發，社會生態環境面臨嚴峻挑戰。在這種情形下，黨如何更好地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創新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以應對新形勢、新矛盾，國家如何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以適應社會轉型的要求，挑戰同樣嚴峻。再次，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民群眾維權意識和平等意識日益增強，利益訴求日益增多，對公平正義的期待日益強烈，參與社會事務治理的意愿不斷增強；同時，信息化技術的現代化、普及化，極大地擴大了信息的傳播面和傳播速度，這些，既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象征，也是對傳統的社會管理理念和體制的新挑戰。更加注重社會發展方式的優化和提升顯得尤為重要。

　　過去35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解決業已積累的矛盾，還是要靠改革；保持未來健康持續發展，依然要靠改革。當前，國內外環境和條件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歷史賦予了中國未來改革更加豐富的內涵。誠然，經濟體制改革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但是，總攬全局，統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新階段，則是新時代賦予黨的神圣使命。《決定》以在改革理論和政策領域一系列重大突破，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改革道路的內涵，構建了未來改革的宏偉藍圖，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明確了未來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重大舉措，對于開創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三、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改革道路要處理好的幾個重要關系

　　新時期的改革，涉及面更廣，調整利益格局更加艱難。我們應以全球視野、戰略思維，深化改革理論研究，密切結合世情、國情，科學認識全球結構調整和體制變革的方向、趨勢，正確把握改革脈搏和改革規律，提升駕馭改革的綜合能力，減少失誤，確保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任務圓滿完成。

　　第一，處理好理論指導與實踐探索的關系。在具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推進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壯舉。在這個過程中，會遇到難以預料的困難和風險。對尚無把握的改革，采取鼓勵探索、允許部分地區和部分行業先行先試的策略，是上策選擇。正是在這一策略下，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未來的改革仍離不開實踐探索，這是因為改革面臨的局勢可能更加復雜多變，改革的環境依然會有諸多不確定性。但改革也一刻不能離開理性思維和理論指導。理論是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設計改革方案、推進方案落實，可以使改革少走彎路、少付代價。

　　第二，處理好加強黨的統一領導與發揮各方創造性的關系。新時期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需要“啃硬骨頭”的改革，更需統一部署、協同推進。黨的堅強領導是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證，必須強化以黨中央為核心的改革領導機制，加強對各級政府的指導。當然，改革也是全體人民的事業，需要尊重群眾和基層首創精神，發揮各地方、各部門和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實現上下良性互動，共同把改革推向深入。

　　第三，處理好積極果敢與穩妥推進的關系。當前，中國在長期發展中積累的矛盾和風險已經凸顯，不加快改革，這些問題就有可能演繹成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的現實威脅，國家現代化就很難邁上新臺階。我們要有危機意識，要有緊迫感，要有政治勇氣，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謀定而動，大膽推進改革。同時，也要注意改革不能急于求成、盲目蠻干，防止欲速不達，事與愿違。要深入研究借鑒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細化改革方案，充分估計方案實施可能帶來的影響和風險，做好應對各種挑戰的預案，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第四，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效率與公平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核心關系，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還沒有真正解決的一對矛盾。經驗表明，效率低下、經濟停滯，發展進程就會中斷；公平缺失、社會分化，發展進程也會遭遇嚴重干擾，乃至政權瓦解。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既存在效率不高的問題，也存在公平不夠的問題，相對而言，公平不夠的問題更為突出。未來的改革，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導向，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則，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第五，處理好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體制改革的關系。本質上，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改革的關系，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著眼于釋放發展潛力，激發發展活力，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社會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公平、公正、法治的社會發展方式，著眼于縮小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讓社會更加和諧。對于中國當今所處的發展階段而言，發展仍是硬道理，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經濟體制改革仍是改革的主戰場。但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社會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由此產生的問題甚為突出。所謂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根本問題并非經濟而是社會矛盾的激化。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體制改革，創新社會管理模式，縮小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推進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建設和諧社會。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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