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思潮當年如何被中國社會團體接受

　　究竟怎樣的團體才會更傾向于接受共產主義思潮的溢出？作者研究認為，這與不同組織當時的發展情況、成員的年齡和教育背景等，沒有太大關系，而是取決于組織本身的氣質與共產主義思潮是否具有天然的親近性。

　　當共產主義思潮在“五四運動”時期傳入中國，為何有些組織立刻接受了這種嶄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另外一些團體卻拒絕了？

　　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授徐曉宏近日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發表論文，通過分析“五四運動”前后28個社會團體的會議記錄和報告，以及重要活動家的通信、日記和回憶錄等珍貴資料，追溯了布爾什維克在中國被作為一種“主義”得以接納的過程。

　　作者認為，共產主義思潮在中國的重要發展路徑是：通過革命先驅逐一影響并掌控五四運動時期業已存在的社會組織。在這種“群體招納”過程中，具有“道德行動主義”特質的組織，更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思潮。

　　作者指出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共產主義思潮發展初期，沒有通過其他組織而直接加入共產主義組織的個人，大部分很快退出了，因為這些人不習慣共產主義組織所要求的嚴格紀律和絕對忠誠。因此，面對正在發生社會變革的中國，滲透和吸引已有的社會組織，便成為共產主義思潮發展的核心途徑。這被稱為社會運動間的溢出效應（Inter-movement Spillover）。

　　那么，究竟怎樣的團體才會更傾向于接受共產主義思潮的溢出？作者研究認為，這與不同組織當時的發展情況、成員的年齡和教育背景等，沒有太大關系，而是取決于組織本身的氣質與共產主義思潮是否具有天然的親近性。

　　通過對史料的搜集分析，作者篩選出28個具有如下特征的社會組織：在1920年7月到1921年7月期間表現活躍，具有穩定獨立的成員體系和規律的團體生活。在這些團體中，有5個最終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潮。這5個團體具有一個共同特征：試圖通過集體方式來實踐在傳統文化中本屬于私人領域的“修身養性”。相反，沒有接受共產主義思潮的團體則更靠近中國傳統中的異見知識分子組織。

　　作者認為，這一組織形式與活動層面的差異，導致了不同的“組織氣質”（Group Ethos）。于是，注重修身養性的組織在兩個重要方面對共產主義思潮表現出親近：首先，它們將個體變化與社會變化視為一體，這與布爾什維克將所有黨員和組織活動統一視為共產主義的一部分互相呼應；其次，它們更強調組織紀律和忠誠，因此更容易接受布爾什維克的嚴格紀律和民主集中制。

　　例如，建立于長沙的“新民學會”最初的宗旨就包括推動“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并制定了嚴格的會員道德標準。新會員必須由五名現有會員推薦，獲得全體會員多數票通過，并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旦有會員被發現不當言行，就會被立刻開除。所有會員每年至少要向學會匯報一次自己的思想道德現況，并通過內部出版物公開刊登。在北京和法國，學會還為會員安排了共同居所，并定期舉辦討論活動。學會有明晰的組織結構和規章，并有專門的評議部來負責組織紀律；就連會員的婚姻也可能納入組織事務的一部分。在當時諸多社會變革思潮之中，共產主義思潮顯然比無政府主義等更符合新民學會將個人修養與社會變革視為一體的宗旨。1921年，擁有78名會員的新民學會正式采納布爾什維克主義。

　　一個相反的例子是：“少年中國學會”盡管有李大釗作為核心領袖，卻一再拒絕了他試圖將組織轉變為共產主義團體的努力。該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雖然學會成員被社會公認為道德高尚，但缺乏嚴格的組織紀律和實踐，因此學會凝聚力并不高，也難以接受布爾什維克式的紀律。當李大釗和惲代英開始嘗試說服學會將共產主義明確寫入章程，以解決當前宗旨和紀律太過模糊的問題時，學會內部產生了爭吵。反對者認為，學會應當以學習為主，而并非推廣某種道德理想主義的場所；他們將共產主義思潮視為一種道德規范，認為在舊道德分崩離析、新道德尚未確立的社會背景下，學會沒有權力將某種特定的道德標準納入組織核心理念。最終，兩派人分道揚鑣。

　　作者指出，這種組織氣質與接受共產主義與否的關聯，說明了道德某種程度上可能通過組織活動影響政治。時至今日，在共產主義政黨的意識形態中，黨員的個人道德與組織活動依然密不可分，或許這也部分解釋了其超乎尋常的穩定性。

　　（本專欄由“政見”團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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